我觉得克服“成功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盯准一件事,然后拼命做,直到你觉得自己无法继续为止。只有去行动、去创造,我们才能知道标准在什么地方。
陈嘉映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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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脱开命运去选择命运,我们只能在命运之内对峙于命运,只是好在我们还能选择更好的自我,终不会有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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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不是选择少了,而是选择被标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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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更容易产生失败感和无足轻重感,我想这跟人人都面对漫无边界的整个世界有关。一个人直接面对太大的世界会带来一种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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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可以区分哪些事是我们不得不做,哪些事是我们乐意做的,但是这种区分挺有限的。比如带孩子,换尿布不爱干,逗孩子笑爱干。但你不给孩子换尿布,逗孩子玩就没那么乐。好玩的事情怎么跟有点儿苦有点儿累的事情连在一起,我们弄不大清楚,但我们大致知道,你为孩子付出了很多辛苦,你跟他的相处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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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威廉斯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和摧毁很多东西,因为它会把原本厚实的东西变得薄瘠。我跟学生说,要尽可能地去做实际的事,我这实际的事什么都包括,包括生产劳动,包括养孩子,包括踢足球或打篮球。要靠比较厚重一点的生活把反思托起来。否则,反思会飘起来,我们会飘在反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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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精神的逻辑化,有点儿像处在生存思想与数学之间。精神的发展始终包含内在的矛盾,就此而言,任何哲学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任何论证都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尽管如此,思想仍有成熟与否之别,就像网球爱好者的球技各有高低,球技又没有上限,但仍可以大致划出一条界限,有些人入了门,有些没有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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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佐餐是饥饿,最好的催眠药当然就是困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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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最大化这种流行观念会降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力,人们一旦对这种理论信以为真,现实在他们那里就变得抽象了、单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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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起来,“历史感”本来就该指对我们身在何处的感知、了解。在感受切身处境这一点上,我们最容易自欺。所谓深刻的历史感,就是扫开自欺,更真切地把握自己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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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夜和嘉曜在康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密集的探讨,我们大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本来是决定论的,但人的自我意识改变了这种状况。自我意识中断了原有的因果链,开启了新的因果链,无论从内部体会还是从外部观察,自由意志都是一道界线,这条界线两边的两个因果序列是不连贯的。因此,人的行为不是由物理原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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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能力和感知能力在哪些情况下互相妨碍,在哪些情况下互相促进,这应该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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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曾十分关注“从哪里开始”、从何种原理开始的问题,然而,网络没有开端。我相信,穷理必定是循环式的,而非线性的发展,相应地,从哪里开始是教育的艺术,而非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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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先有个与自己的现实无关的理想,然后面对一个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现实里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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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周边的人和事,融合成难解难分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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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理论不可能被驳倒,只能被另一个整体理论取代。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体系提供了一个例证,它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哥白尼—开普勒日心说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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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中国,自私更成了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最自私,小资产阶级比较自私,共产党大公无私,吃喝住用都由公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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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趁年轻心力充沛的时候去读艰深的书,在精神最好的时候,比较有勇气去读难啃的书。但也别选太难读的,要读的有那么一点累,累完了还真学到东西了。太费劲就算了,把时间精力用在你费一番力气能够得着的东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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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哲学是一种对话,它是哲人之间的对话,然而,却是听众听到了什么,怎样听,决定了思想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