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老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师生矛盾中维持权威。老师、学校管理层和学生都十分重视运动和课外活动，通过它们的仪式功能也能维持学校秩序。仔细研究大学和中学中究竟在发生什么之后，我们发现学生沉迷于通过最少的努力来获取高分的策略。

生产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料加以移动和组装的过程，而是包括了控制、协调和激发个体工人积极性的过程。

教育系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像其他组织一样努力扩张自己的规模、资源和影响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育工作者成功地让一个接一个的州通过了法律，不仅仅建立起了公立中学，还开始强制特定年龄阶段的孩童入学。

社会需要职业教育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修辞，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不满，因为当时任何教育形式与职业的相关性都令人怀疑。

其一，比起工作中的训练或其他非正式训练来说，职业教育缺乏优势；其二，职业教育无法为学生带来社会流动性，也无法教给他们中产阶级文化；这两个弱点结合在起，也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无法战胜人文科学教育。学生更倾向于人文科学课程，或者干脆退学。

这意味着学校对学习的影响相对较小，它们只是在塑造上层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顺从文化；成绩只不过是用来奖赏和证明中产阶级的自律而已。

强权国家一直是那些因地理条件而在外部占得军事优势，并因运输和通讯上的条件优势而得以维持内部统一的国家。

对话可被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是针对参与者以及话题展开方式的谈判。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实证细节，归根结底体现了人们之间不同类别的对话：纯粹外部的关系带来的对活仅限于对实际问题的有限交流，更重要的关系中则包含更多讨论、意识形态的争辩、娱乐八卦和私人话题。

管理和专业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商学院和专业学院之所以要求学生完成漫长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这些职业的地位，在业内人士与门外汉之间制造社会化的障碍。

初级教育阶段中毕业率的上升，只不过是高等教育扩张模式的一部分而已。

至于苏轼之为中书舍人，也很难适应严格的官僚制度。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