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菜时，她时而摘下发带，时而又戴上，给我的感觉是，她似乎认识到了自己的魅力，只是还不太确定该如何运用它。

旅行很少在我们认为的地方开始。

他年纪尚小，还没怎么体验过酒精的伟大，也不知道酒精同样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的社会救济系统。僧人既是受供养者，也是财富的再分配者。通过这个系统，富人获得了心灵的慰藉，穷人得到了生存的口粮，而信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把分散的民众聚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内。无论大国小国，无论现代古代，只有做到周富济贫，才是文明的本意。

亚拉拉特是亚美尼亚的一座圣山，也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靠的地方。

只有提到“莫斯科”时，老牧民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莫斯科”也曾经是他的国家的首都。

夏天时，这里却是帕米尔高原的“新龙门客栈”，汇集了五湖四海的过客。这些过客大部分是欧洲人，以法国人和德国人居多，几乎都是骑着单车，穿越丝绸之路的疯子。现在，这些人坐在帕米尔旅馆大堂的沙发上，像丛林里的小动物，伸出多毛的爪子，互相试探，倾诉各自旅途的遭遇，顺便在社交媒体上加为好友。

海面是灰黑色的，平静得仿佛静止住了，就连海浪也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能够分辨出波动的褶皱和线条。我的目光无法看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远处的海面被一团雾气弥漫的虚空吞噬，仿佛刻意想隐藏什么。

“既然你用俄语写作，是不是可以在俄罗斯发表作品？”我问。“当然，”阿拜说，“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容易，但那不是最好的出路。”他喝了口啤酒问我：“除了契诃夫、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你听说过任何当代俄罗斯作家吗？”“没有。”“所以就算我在俄罗斯发表作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说到这里，阿拜停下来看我，仿佛在等着我提出问题。

库尔恰托夫原本就是一座因核而生、因苏联而活的城市，现在两者都不存在了。它的辉煌已成往昔，活力也已消散，只有苏联的幽灵还会偶尔闪现在鬼影憧憧的街道上。

1939年，在十八万“志愿者”的努力下，长达两百七十公里的费尔干纳大运河贯通了。为了灌溉更多的棉花田，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被人为改道，最终导致咸海面积的大规模缩减。

作为中亚最小也最穷的国家，塔吉克人喜欢把问题的原由归结到乌兹别克人身上。1929年，塔吉克斯坦从乌兹别克斯坦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共和国。尽管苦盏被划分给塔吉克斯坦，但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精神和经济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仍留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了得到这两座深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乌兹别克领导人一度将首都临时从塔什干搬到撒马尔罕。在随后的人口普查中，他们要求两座城市里的塔吉克人将自己登记为“乌兹别克人”，

山间飞起漫天的乌鸦，仿佛一场大火后被风吹起的灰烬。它们怪叫着掠过灰色的天空，纷纷扬扬地落在一片草坪上，然后雕塑般定格在那里。

马背上，三个吉尔吉斯牧民神色自若。在这片荒凉的高山牧场，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小河、山脊、可以充当标志的树木。我在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智慧，在这里毫无用处。

1854年，哥萨克骑兵在这里建立堡垒，开启了阿拉木图的历史。——如果非要按强民族主义者对俄使馆微博讲述海参崴历史反应的标准，作者岂不成了汉奸？？？

即便再闭塞的地方，也总有与世界接轨的一小群人——所谓全球化的一代，互联网的一代。在杜尚别，这样的人很宝贵，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

“不要为了博得同情，在女人面前展示你的软弱。她们是感情动物，一旦你展示了软弱，她们就对你失去兴趣。在女人面前，男人只能展示自己强悍的一面，哪怕只是伪装。”

餐厅里没有顾客，盛放食物的柜台里有事先炒好的几个菜，装在食堂用的大盘子里，此外便是炒面和炒饭。老板是温州人，1998年来匈牙利打工，如今已在这里定居，生了孩子。问他为什么选择佩奇，他说，布达佩斯的华人太多，中餐馆的争也日趋激烈，这里的生活相对轻松。对匈牙利情侣走进来，表情严肃地点了炒面、咕噜肉和宫保虾球，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好，就坐下来吃。老板告诉我，匈式中国菜的要诀是要像红烩牛肉一样做出浓稠的汤汁，“要能用面

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全部实质一一它的历史、性格、态度一一只能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来到爪哇之前，我就了解到以下事实：这个国家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雅加达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首都一一这里的一天是从响彻天空的唱经声开始的；这个国家由17508座岛屿组成，100多个民族，739种语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爪哇人，也是少数民族，这意味着雅加达是一盘货真价实的种族、文化、道德和体味儿的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