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他和我在一同延续一件远在我俩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事情。他为我做这件别人为他做过的事，我们在溪边的那些夜晚，构成了一种跨越时间、跨越代际的延续。就像一种仪式一样。

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变了。眼白变黄了，有了一种苍白、灰黄的色调，就像一张变脏变粗糙的旧纸片，围绕着黑色瞳孔的黄色部分就像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雾。

也许有那样一类人：当他们决定要寻找某件勾起他们好奇心的事情的答案时，会不断前进，永不放弃，直至最终找到。无论这会花费多长时间，无论他们有多么孤单，无论这一路上会有多么绝望。

仿佛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仿佛生命的意义将出现于等待的间歇，或者抽象的未来。除了忍耐，别无其他实现之途。

蕾切尔·卡森的观点是，要真正理解另一种动物，必须能够从它们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东西，这正是她在自然科学史上如此独一无二的原因。

在海洋深处的黑暗的保护下，这里出现了一种类似蠕虫的小生物，它有小小的脑袋、视力很差的眼睛。它被叫作鳗鱼的柳叶状幼体，有着一个像柳树叶子的扁平身体，基本上是透明的，仅有几毫米长。这是鳗鱼生命的第一个阶段。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不耐烦，可能与鳗鱼的情况相关。那就是当我们因为无法做想做的事情而不得不去忍受缺乏成就感时的那种不耐烦。

渡渡鸟象征着愚蠢、笨拙、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人，象征着那些被拒绝和遗忘的，从而与时代脱节的人。英语里有句俗语叫“像渡渡鸟一样死去”。未来人们很有可能会改说“像鳗鱼一样死去”。

所有的动物当然都有意识，纳格尔说。意识首先是一种状态。它是对世界的一种主观体验，是感官对我们周围事物的一种叙事。但一个人终究无法完全理解一只蝙蝠的感受，或者一条鳗鱼、一种来自外太空的潜在动物的感受。我们作为人的经验，也限制了我们想象别的意识状态的能力。

直到1824年，德国解剖学教授马丁·拉特克（MartinRathke）才成功地找到并恰当地描述了一条有着成熟生殖器官的雌性鳗鱼。1850年，还是这位拉特克，发现了一条肚子里有完全成熟的鱼卵的鳗鱼。

事实上，德克尔说，迄今为止我们为拯救鳗鱼而采取的那些措施不仅不够充分，还存在着一种误入歧途的危险。只要我们坚持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坚持那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东西，那么鳗鱼的状况就不会变好，反而会逐渐变糟。

亚里士多德对鱼做过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莱斯沃斯岛上，也许是在雅典他将它们切开，研究过其内部器官，寻找过它们的卵和生殖器官，寻找过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他大概曾多次把一条鳗鱼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它，认真思考它是什么生物。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完全是一种自成一派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这套认识动物和自然的方法后来影响了ーー几乎靠一己之力——整个现代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由此也影响了后来所有研究鱼的尝试。这首先

也许，很简单，每个鳗鱼个体不仅能力不同，抵达目的地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也许它们回归自己出生地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没有一条鳗鱼的旅途跟其他鳗鱼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的动机，终究不能完全用他的过往来解释。

鳗鱼却不一样，每一次蜕变，它们都会变成另一种形态。它们的生命历程里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的地方和情况被延长或者缩短。它们的衰老似乎不是跟时间本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另有原委。

它独特之处不在于其蜕变，不在于成年的银鳗会游进海里穿越整个大洋去繁殖后代。“让我们鳗鱼有别于其他鱼类乃至所以其他动物的，是它们早在幼年阶段所做的如此浩荡的旅行。”

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条鳗鱼，它又大又肥，于是他便忍不住拿出手术刀将它剖开。

自然科学界有很多谜，但很少有像鳗鱼之谜这样能持续这么久、这么难破解的。不仅观察起来异常麻烦——因为它们奇特的生命历程，因为它们的怕光，因为它们的数次变身以及繁殖时繁琐的行为——而且它们还非常隐秘，它们的行为方式看起来既像是有意识的，也像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我们成功地观察到了它们，即便我们凑得很近，但它们似乎还是溜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鳗鱼，试图把它们搞明白，我们理应比现在知道得更多。可我

因为记忆是会骗人的，它会筛选和选择保存哪些东西。当我们在记忆中搜寻一个往昔的场景时，我们完全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记住了最重要或最相关的内容，但我们记住了符合我们预想的内容。

它全身透明，仿佛颜色和罪恶都还没有在它们的身体里获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