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地方升腾起一柱细细的烟雾。战斗在那里打响，人们在那里死去。事情就是这样。

在冯内古特的世界—作家、艺术家和“粗糙的个人主义者”视野中的五十年代美国社会—人们不只是钦佩任何一种工作，而且认为工作可以避免那个时代有影响的书籍所描述的陷阱，这些书包括记者威廉·H.怀特的《组织人》（TheOrganizationMan）、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的《白领》（WhiteCollar）、小说家阿兰·哈灵顿的《水晶宫里的生活》（LifeintheCrystalPalace）。

当这八个滑稽的德累斯顿人搞清楚面前这一百个滑稽的造物真的就是刚从前线回来的美国作战人员时，他们露出了笑容，然后大笑起来。他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是一群比他们受到更大摧残、更加愚蠢可笑的人。这里有一台轻喜剧。

死亡撤下了面具会逼人自杀，还是带来新的希望？

谈话一直继续着——一个相信祈祷的愚钝女人和一个高大空洞的男人之间的两重唱，荡漾着爱的回声。

梨子硬邦邦的，与牙齿进行对抗，然后随着“啪”一声多汁的抗议被咬碎。

我醒来又入睡，把苏醒放慢。我感觉命运，不会惊恐。我行必行之路，学习人生。

"Prettysoft,isn'tit,Sparky?"saidEdison."Letsomebodyelseworryaboutgettingfood,buildingsheltersandkeepingwarm,whileyousleepinfrntofafireorgochasingafterthegirlsorraisehellwith

一种畏惧感和无畏感牵引着比利。畏惧感告诫他何时止步。无畏感催他继续向前。

这些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在雪地上留下行踪，就像交谊舞教科书上的示意图那样清晰无误——跨步，滑，停——跨步，滑，停。

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中年下士——眼睛通红，细瘦干瘪，像嚼不烂的干牛肉，对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他受过四次伤——修修补补后又被送上前线。

Totheguardswhowalkedupanddownoutside,eachcarbecameasingleorganismwhichateanddrankandexcretedthroughitsventilators.Ittalkedorsometimesyelledthroughitsventilators,too.Inwentwate

她智商不高，但撩惹欲火，让人想跟她配对生宝宝。男人看着她就希望马上给她灌满宝宝。她甚至连一个宝宝都还没有。她采取避孕措施。

因为中等的天赋早已敌不过印刷品、电视、收音机、卫星等，而变得毫无价值。一名一千年前被视为社区珍宝的中等天赋者，时至今日必须放弃他的有限天赋，投身于其他工作中。因为现代的传播工具使得他每日置身于与资赋优异者的竞争中。

“去他妈的面圈饼吧，”保罗·拉扎罗在他天蓝色的小窝里低声抱怨说，“去他妈的月亮吧。”

“这么说，”比利试探着说，“阻止地球上战争的想法也是愚蠢的。”“当然。”“但是你们星球上大家却相安无事。”“今天是这样。其他的日子我们也有战争，同你见到过读到过的一样可怕。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干脆不去看这些年月，将它们忽略。我们把所有时间用在浏览快乐的时光一一就像今天在动物园里。现在的时光不是很美吗？”“是的。”“如果地球仔认真尝试的话，这是他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面：

第八天，那位四十岁的流浪汉对毕利说：“这不算糟。不管在哪儿，我都感到适意。”“你能？”毕利问。第九天，流浪汉死了。就这么回事。他临终前仍说：“你认为这糟吗？这并不赖呀！”

他曾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中学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十六岁成了酒鬼，同一群坏孩子交朋友，一次因推倒天主教墓园的几百块墓碑而遭到逮捕。现在他完全改邪归正了。他举止端庄，皮鞋锃亮，裤子笔挺，当上了领导。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车厢中比利身后有人说：“奥茨国[插图]仙境。”说话的是本人，是我。我见过的唯一另一座城市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