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新大院还有一招是，向紧邻大红门的洋桥街道办事处所辖地区转移。在北京的多年生活使人们也得到了这样的知识：由于行政区界的不同，一街之隔，往往政策就大不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早期“浙江村”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作坊内部，家庭成员即是雇工；作坊和作坊之间（也即亲友和亲友之间）紧密团结，互相帮忙，但是没有形成分工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事实中并不存在一个突然出现的“三角形”。凸生不应该是突然的。真正重要的是各条边之间的关系。最后所浮现出来的“三角形”这个形态，无非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总的表象。

开始是她们几个女人商量想出去。

理解是很自然的，不难，但是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拒绝理解。重要的是怎样不去拒绝理解。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觉得一般的朋友之间有时比较容易达成理解，但最亲近的人比如说对父母反而不理解。我就在想，真的是不理解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的感觉是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不是不理解，他们完全具备理解的能力，而是拒绝理解。比如在性取向和婚姻的决策上，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她要嫁给他或者他要娶她，这个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为了财产关系，为了

“浙江村”出现了社区内第一个正式组织：北京市京温服装批发中心爱心小组。我所说的“正式”，是指它和帮派等相对而言，指它有一定手续，合乎基本的法律程序。但就性质来讲，它是彻底的民间机构，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

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21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帮派在“浙江村”得以长期存在，并不在于它对维持社区生活有什么“功能”（像我们过去常用的解释那样），而在于它走进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道路，它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市场。

但我这里强调刘、钱、姚三帮人的作用，是因为他们的三个支成为“浙江村”社区的源起。从那三个“支”里发出了不同的“流动链”，引发了“链式流动”，把新的经营者引带到北京，奠定了“浙江村”的基础。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之间的连线，而我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着和自己原来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温州人现在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出了直接的利益考虑外，也是在追求一种“归属感”。人总是有自己的一个未知。当人发现自己什么群体都不属于时，他就成了所谓“边缘人”或称“边际人”，十分痛苦。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

土地的资产化固然意味着市场规则冲击了行政体制造成的土地割据，但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的退出。相反，资产化带来的是权力的集中

社区的封闭性越来越弱，“根”越来越浅，变动越来越剧烈、频繁，乃是“大势所趋”。能被看作是整体社会的具体而微的社区确实在消失。

体制的复杂，对体制外的“浙江村人”却意味着诸多缝隙。

另一则自我化解的纠纷发生在梅建光的亲友圈里，经济色彩更浓一点。

所以当老司，既是在学习技术，也是在学习如何进入社区内的经营网络。

这条链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传播和加强心理上的安全感，实质的关系很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