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在她的信中告诉我们,在她成长为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那些年中,女性作家的小说是她的日常给养,但学界清高而冷漠的目光还是避开了这些。
乔安娜·拉斯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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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作品常常被彻底侵吞,最简单的重新归类是把它们从存在的类别变成不存在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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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文学和电影“经典”都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们隐含着(性别歧视的)预设。我想,再过几代人,这些东西或者会无法理解,或者会显得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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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确实是“狭窄的”,但是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同样也是狭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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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第二十二条军规”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贤良的女人不可能入世太深,因此写不出好作品,而那些入世太深可以写出好作品的女人又不可能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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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经历在社会中的隐身不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失败”。这是一种社会有意造成的偏见,即使是在有关女性经历的信息早已广为人知之后,这种偏见仍然存在(有时候还被公开地坚持)。 这就是自欺欺人(虽然这种自欺欺人的程度在不同情况下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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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莫尔斯在讨论斯塔埃尔夫人178的《科琳娜》(Corinne)这部影响深远的作品时,指出了一个事实: 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都展现给公众的女人既魅力四射又身陷危险,她会冒犯、刺激那个在隐秘处等待她的唯一的浪漫情人,并且也许会因此失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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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对已故的妻妹玛丽·荷加斯( Mary Hogarth)的最高褒奖是,“在她的一生中,她远远超越了其性别和年龄所带来的弱点和虚荣,就像她现在身处天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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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给女作家提出的建议,女人哪怕是计较一点点委屈,或是合情合理地追求任何目标,或是有意识的作为女人去讲话,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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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声,女人的衣服仍然没有功能性口袋,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体现在女人的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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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作家被错误地归类为作家之外的某个类别时,她们作为作家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会被忽视或误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重新归类合理化。没有被忽视或误读的部分往往是乏味的,因为事实上这些并不是这个作家最为关心的部分。如果这个作家足够幸运,她的作品恰巧符合“女人可以写或女人应该写的东西”这一标准,这个事实本身又会自动成为用来批评其有关作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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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像伍尔夫这样杰出的女性主义者再也不必先问一问(即便她是为了好玩)有没有男人在场,然后才敢毫无顾忌地和其他女人形成同盟。现实生活中仍然困难重重,但现在已经有了女性的出版社,它们不仅预设了女性读者,而且还预设这个读者群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艺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还有一些女性主义杂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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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地方主义者的标签经常用于女性作家,不仅说明这个被贴了标签的作家只写某个特定的地区,而且说明她的作品因此是有局限的(不会引起“广泛”兴趣),之所以引起兴趣也主要不是因为文学原因,而是因为它在社会学或历史方面引起的兴趣。“地方主义者”是一个二流的小说家,是失败的纪实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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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上大学时)意识到自己没有“该有”的经验后,我选择了幻想小说(fantasy)。深信自己没有真正的生活经验,而且自己的创作显然不属于“伟大的文学”,我有意决定去写没人懂的东西,去他妈的。所以,我就写了伪装成幻想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就是,科幻小说。把幻想家启人心智的火焰视为有缺陷的结构,把幻想视为失败的现实主义,把颠覆仅仅当作表面现象,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在遺责少数派的写作,其中就包括女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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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取得了些许成就,那就是强化了中央政府,使得阿拉伯行省更加顺从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要想动摇奥思满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显然需要某种巨变。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供这样一场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