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还说，宁愿突发脑溢血痛快地死掉，真的很害怕瘫在床上拖累后人。

有一天大石两口子因为家里有事晚来了两个小时，面对杜老板照常支付的300元钱，大石当场掏出了他那个白布缝制的钱袋子，找回了50元零钱。他说：“我们是棒棒，出了多少力就拿多少钱，多拿一分我心里就会不安。”

他说可能是年轻时在老家种地干活缺工具缺怕了，这辈子只要看到还能使用的劳动工具他都舍不得丢，总想着要带回家，手里家伙什儿多，需要的时候就不用去求别人。

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2300元钱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老黄来说，这就是他的命，甚至比命更重要。

后来，老曾头自己开了一个大米零售店，以前熟悉他的客户现在都买他的大米。老曾头开米店的初衷并不是追求销售利润，而是想要赚取每袋5块的送货工钱。现在的老曾头每卖出100斤大米，差不多能获取20元利润，当然这里边包含了10元送货工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两三百元。老曾头说很后悔自己懂事太晚了，要是在早些年开始这样干，说不定今天的生活会大不一样。据说新华路和五一路上的很多小家电商铺老板，也都是像老曾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昨天我为老黄感动，今天老黄令我尴尬，面对一个真实的老黄，我起伏落差的内心反映，恰恰说明真实的我其实很虚伪。我的尴尬就源自于这种虚伪。

这是一个被信息主宰的时代，但是信息的作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却体现得极不对称——大多数低端劳动者以及低端劳动的组织者文化不高，也不会利用互联网发布供求信息，找活靠亲戚朋友，干活也靠亲戚朋友，由于供求双方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然就导致了供求信息的脱节，用人的人时常急得团团转找不到人干活，找活儿的人满大街闲逛却无事可做。

上个月为还剩二十几分钟难受，这个月又要为超出的一块钱沮丧。对于有了手机的老金来说，这可能是他每到月底都要面对的烦恼。我和老甘也不会幸免。

老黄说，从当棒棒第一天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这根棒棒，生命里的这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只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从自力巷踏进解放碑，我感觉一步迈过了这个城市的70年。

对于一个靠体力赚钱的老人来说，这种伤害是实实在在的。旧伤未愈，又添新创

一张笑脸就化解了三年的积怨，涂社长感慨地说：“看来呀，不管你是有权的人还是有钱的人，只有在会‘笑’的时候才能获得老百姓的尊重啊——”

收银的女孩不由分说地把钱塞回了老黄的手里，她说如果老板怪罪，就扣自己的工资。老黄临出店门的时候，那个一直低头看地板的胡师傅猛然冲过来，扯住老黄的胳膊说：“如果您真的觉得有效果，以后每天九点以前来，我提前一小时上班，再做一个月，保证一分钱都不要，老板的工作我去做……”

这种颠覆，就像前不久与二十五年前那个裤子臀部烂着大洞、鼻孔前总挂着黄鼻涕的小学女同学突然邂逅，她风情万种请我喝咖啡的那种感觉。那种脱胎换骨带给我的视觉冲击，如被雷劈。

她说每周只有星期天下午半天休息，请不到假，拜托我帮她把父亲送到永川，然后她再想办法请假带父亲看病。

郑排长只用三句话就把岳父岳母搞定了——家在重庆；独门独院二层小楼，门前是菜园，屋后有竹林；父亲没事的时候就拄根棍子到朝天门码头去转悠。

或许是这几十年来早已习惯了寂寞，老黄知道自己该如何打发无聊时光，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在忙活个人卫生。

从小以为城里人都是天生的，这辈子除了去城市给城里人打工之外，再不可能与重庆这样的都市有任何瓜葛。

身为一名棒棒，你没有选择干什么业务的权利，也没有拈轻怕重的资格。想要挣钱想要有尊严的生活，你就必须挺起你的脊梁，亮出你的肩膀。

老黄突然哭了，眼睑像决堤的大坝，泪水倾泻而下。老黄的哭声低沉而沙哑，一抽一抽的，有一种在胸腔里撕扯的感觉。我从不觉得老黄也会哭，毕竟生活的苦难早已把他历练成钢，眼睛里充斥的酸涩液体该流的都流干了。老黄的哭泣没有先兆，就如不堪重负的坚硬房梁瞬间折断，瓦砾倾泻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