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

国家转型包括重建下列三组关系：汉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方式；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优先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

一个现代民族总是透过弘扬其族群特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来建构内部的认同感，而帝国则倾向于拥抱世界主义，声称其思想和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现代国家总是以平等的立场界定其与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帝国则总是建立在一种等级秩序之上；相对于其核心地带，那些被征服的土地总处于边缘地位

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质言之，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

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

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政权最根本的不同，是其在权力结构、财政军事体制和政治认同方面的“全面集中主义”（totalcentralism）。

晚清中国历史固然充满了挫折和屈辱，但放眼整个非西方世界，它更是一部国家转型非常成功的历史。

是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国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转经民国、间接地建立在清朝的疆域之上。清朝如何奠定并统治自己的疆域，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生命力，十分关键；

地理位置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境线较长且与他国接壤过多，那么就会面对更多的地面战争的危险，因此也就更加急需建立一支常备军，以及一个受控于集权政府的庞大官僚体系，以应对陆战的威胁；而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不存在来自其他大陆国家的军事威胁，因此无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同时也更易形成议会政治以及自治政府（Hintze1975；Roberts1967）。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克服内外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财政和军事实力，进而言之，乃取决于国家对经济的抽取能力。

一个国家的人口在文化上是同质的，就有可能做出统一的行政制度安排，就能增强所辖人口的忠诚和团结（只要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属于相同的文化），统治者就能利用现成的沟通机制，从而大大降低国家构建的成本。

不同于欧洲的先行者（以英、法为代表）所走的从上到下的建国路径，亦即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和科层化，中国在清末自上而下的“新政”失败之后，所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线，即由强大的地方力量逐步统一，然后再建立全国政权，一如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那些后来者（以德、意为代表）。

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在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中尤为困难和漫长。对它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

我们的“实践社会科学系列”倡导把上述的认知过程颠倒过来，不是从源自西方的理论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假说出发，而是从研究对象国家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而后进入理论建构。

克服源自19世纪后期的权力非集中化趋势和各种离心力量，以“革命”的名义致力于国家的再造，是20世纪中国国家转型最为关键的一步，而政党则成为完成此一任务的利器。

清朝国祚绵长之根本原因，是其相辅相成的两个特征，皆为国家建构所不可或缺：（1）将内亚边疆地区正式纳入版图，由此消除了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2）继承了前明的正统，从征服王朝转向复合型王朝。

这种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和领土统一的共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民国时代所有的汉人政治精英，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继承了帝制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关于族群和政治认同的传统价值观，以及晚清以来日渐流行的民族主义观念

国民党国家只是在其上层的正式结构方面实现了相当程度的集中化；这种集中主义是不完全的，蒋介石未能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控制方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治国家，也无法在其追随者和支持者中打造高度的政治认同，更没有动员社会底层资源的能力。

其二是清朝独特的治理方式。有两个因素使得清朝的统治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征：内地人口的高度同质，使得种族和宗教纠纷减至最低程度；同时，国家对儒家说教和治理传统的一贯尊崇，也大大减低了汉人对清朝统治的抵触情绪，并赢得了汉人精英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