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继承了孙中山几乎毫不掩饰的亲日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即是与日本一道，把西方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想；对他来说，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在于中日两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滥发纸币成为国民政府抵消赤字最方便的手段，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通货膨胀；从1946年1月到1948年7月，物价上涨了157万倍，而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物价又上涨了112490倍

制约国民党建国成败的关键，则在体现于其财政构造、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认同上的“半集中主义”特征。

国家之所以不用将权力深入基层社会，是因为相对于庞大的纳税人口和经济体量，国家的岁收需求很低：地缘环境的安全，使得国家的军事开支有限且稳定；同时，内地人口的高度同质，也带来治安成本较低和政府规模较小的优势。

这些地缘政治的现实意味着，中共发现自己往往在一些紧要关头受到苏联人的牵制，尤其当国共冲突危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进而威胁苏联的战略安全时

本章的主旨，是欲识别军阀中的“赢家”（即在混战中得以幸存并最终主导中央政权的少数军阀）与“输家”（在竞争中败北、最终被赢家消灭或吞并的大多数军阀），并探究赢家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缔造现代国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隐藏在噶尔丹和康熙帝军事对立背后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不同的藏传佛教领袖来影响喇嘛教信众，以此确立各自的政治支配地位。

我们其实很难界定所谓复合构成和基本构成的区别，也很难真正找到纯粹基本的组合。但是，在实验和观察中，只有将图画解析这类基本组合，方能揭示和解释图画的最终构成形式。这种还原解析的方法，是科学中常用的策略。虽然有时失之片面，但它有助于理解事物的外在秩序，并逐步深入事物基础。分析还原的方式，毕竟能提供丰富且有序的材料。

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在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中尤为困难和漫长。对它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

对待蒙古，尤其是内蒙古，由于地理上距离京师很近，在战略安全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清朝要对这一地区实施更严密、有效的控制。西藏则远离政治中心，将之分为若干区域，由中央直接加以控制，在战略上意义不大，地理上不太方便，财政上也似乎并不划算。因此，清廷允许西藏世俗政权在治理整个高原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

与这些将共产党革命解释为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被动反应的观点相反，另一种研究路径则强调共产党的首创精神和组织能力，认为革命是“制造”出来的。

中央权力下移与地方封疆大吏的自强、新政举措，两者实互为因果。权力地方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如果它没有直接导致国土四分五裂的话；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晚清国家赖以幸存、中国得以开启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基本条件。

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政权最根本的不同，是其在权力结构、财政军事体制和政治认同方面的“全面集中主义”（totalcentralism）。

但是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权既没有能力把广东模式移植到已经被中央控制的邻近各省，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体系。

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总的来说，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清朝的土地税率相对较低；相对于土地收益，税率呈下降趋势。

清朝和此前存在于华夏本土的非汉人王朝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在入关之前，满人精英已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他们对儒学的推崇和天命观的接受可见端倪

他们更愿意承担直接关系到京师或满洲安危的财政责任，因为这么做有助于他们向清廷展示忠诚。他们不愿资助那些有助于增强某些督抚个人地位的建设项目，尤其是建设海防和海军的费用，因为这些项目在1870年代中期到1890年代中期常被视为李鸿章的个人事业（详见下文）。

归根结底，宪政政体在中国难以得到发展的原因，是自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尤其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诸国林立，战乱不休，与中世纪欧洲非常相似），从未形成代议制传统，用来限制帝王们的征税权力。

西方世界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西方创造了真正的“文明”，西方人具有发明、科学、自律、自控、实际、前瞻、独立、博爱等等精神，而西方之外的所有人类则构成了类别迥异的“他者”，只具模仿、被动、迷信、懒惰、怪异、走极端、情绪化、听天由命等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