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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继承了孙中山几乎毫不掩饰的亲日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即是与日本一道，把西方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想；对他来说，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在于中日两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滥发纸币成为国民政府抵消赤字最方便的手段，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通货膨胀；从1946年1月到1948年7月，物价上涨了157万倍，而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物价又上涨了112490倍

制约国民党建国成败的关键，则在体现于其财政构造、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认同上的“半集中主义”特征。

国家之所以不用将权力深入基层社会，是因为相对于庞大的纳税人口和经济体量，国家的岁收需求很低：地缘环境的安全，使得国家的军事开支有限且稳定；同时，内地人口的高度同质，也带来治安成本较低和政府规模较小的优势。

这些地缘政治的现实意味着，中共发现自己往往在一些紧要关头受到苏联人的牵制，尤其当国共冲突危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进而威胁苏联的战略安全时

本章的主旨，是欲识别军阀中的“赢家”（即在混战中得以幸存并最终主导中央政权的少数军阀）与“输家”（在竞争中败北、最终被赢家消灭或吞并的大多数军阀），并探究赢家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缔造现代国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隐藏在噶尔丹和康熙帝军事对立背后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不同的藏传佛教领袖来影响喇嘛教信众，以此确立各自的政治支配地位。

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在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中尤为困难和漫长。对它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

对待蒙古，尤其是内蒙古，由于地理上距离京师很近，在战略安全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清朝要对这一地区实施更严密、有效的控制。西藏则远离政治中心，将之分为若干区域，由中央直接加以控制，在战略上意义不大，地理上不太方便，财政上也似乎并不划算。因此，清廷允许西藏世俗政权在治理整个高原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

中央权力下移与地方封疆大吏的自强、新政举措，两者实互为因果。权力地方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如果它没有直接导致国土四分五裂的话；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晚清国家赖以幸存、中国得以开启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基本条件。

让奥本海默着迷的除了她的美貌，还有她那不轻易示人的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