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妇女抱着她和德国人生的孩子，被剃了光头走在街上示众，遭到人们唾骂。她自己的母亲（右边手拿一包衣服的男人肩后）也遭到了类似的惩罚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一种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军队许诺会组织一个和俄国人的庆祝集会——特别为将军和新闻记者们准备的。

一些伞兵降落时挂在了树上，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隔壁那间叫“洗澡屋”的酒吧现在只有木头窗框而没有玻璃，但大部分还在照常营业。这让我感到既温暖又伤感。

每个人都扑倒在泥里，停止梦想家庭，停止想象那些不切实际的“如果”，“如果”我们不在这儿，或“如果”德国人不在那儿。

对我来说在巴勒莫没有胜利庆祝。我把胶卷交给厄尼托他寄给《生活》杂志。到现在为止，他们要么已经决定雇我，要么——如果不——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他们就不得不雇我了。

当天下午，美国公关处通知我，鉴于没有入伍的平民不受军事法庭管辖，所以我被批准入伍了。

我们不赌博，我们不喝酒，我们不刮胡子，我们也不发报道，我们就像士兵们一样，只是在等待炮弹或是春天的到来。

接待军官给了我一张铁床，三条毯子，一罐用做晚餐的斯帕姆（Spam）午餐肉，把我留在食堂外的一块烂泥地里，叫我就把这里当自个儿家一样。

天空中可以看见防空气球飘浮在登陆区域上空，它们用来迷惑敌军飞机并阻止其低飞

从空中往下看，“简易红”一定像罐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从一条沙丁鱼的角度来拍摄，我的照片的前景充满了湿的靴子和涨绿的脸。靴子和脸的上面弥漫着榴霰弹的浓烟；烧坏的坦克和沉没的登陆艇构成了照片的背景。

那不勒斯新的遗迹上画了些不一样的东西。墙上用大号字体写着MOREILFASCISMO（该死的法西斯主义）和VIVELOSAMERICANOS（美国人万岁）。这儿的姑娘看起来都脏兮兮的——那不勒斯的水库四星期前就被切断了。

他带我去见了第82空降师的师长李奇微（Ridgway）少将。将军非常友好。

到时候肯定会有足够多的爆炸，我的闪光灯只是这场表演的一小部分而已。

有时在我英雄主义的梦里我必须受点伤。

然而，船员们完全不理会我对动作场面的渴望，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将来登在《科利尔》杂志上的报道是不是精彩。

西班牙全国联合大会。作为一个由西班牙人组成的反法西斯组织，他们认为自己帮助解放了法国，因此盟军有责任帮助他们把西班牙从佛朗哥政权中解放出来，但盟军并没有感觉到这份责任

进入德国腹地，他们才发现德国人是个非常干净的民族，那些农场和房子不像前几次战役中碰到的样子，倒更像是他们自己家乡的那些。

約翰·赫西更說，“儘管卡帕虛構了些段落，故作了些姿態，但在這個人心裡的某處，存在著一種真實——糅合了仁慈、勇氣、品位、浪漫的天賦、對技術一絲不苟的態度、判別適切與否的本能，以及適時放鬆的能力。這份才能的核心，還有著一顆謙遜之心。他有賭徒的直覺……具有幽默感，清楚一張好照片所需要的成份在哪裡。”

一个海军哥们儿占据了整扇窗在和他的姑娘吻别。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所以我对着那家伙大叫道：“分我一半！”他头也不回地说道：“去你的，我不和任何人分我的姑娘。”我说：“不是姑娘，是窗！”他移动了一下位置，我刚刚好能凑到。还是那草莓的味道。我坐回车厢里，还是不知道她的全名和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