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这些人对扰乱治安的一切感到恼火，可是看到煽动分子回到社会中却感到自慰，认为法律的条文胜过一切考虑。

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

长期以来，统治者都把文化人和民众不会搞政治当成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人们一有怨言，一发出批评，他们马上顶回去：“你来干干试试，肯定还不如现在！”他们把自己似乎是不可取代的统治力量偷换成自己不应该被取代的说辞。其实，造成一种制度或格局，使得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与政治和公共生活隔绝，不但现在不能参与政治，而且以后也不能参与政治，这本身就是应该追究的问题。因为，社会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大变动，使绝大部分国民对于变革没有准备，

决不能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评价人们的卑劣：这样就会应用一个错误的尺度。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一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是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地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的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我敢肯定，只有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法国农民在18世纪不再受到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这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之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其后果值得单独加以详细考察。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我常自问：在各个时代曾使人类完成最伟大事业的这种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长。我清楚地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于专制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

谁要求过大的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因为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们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最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

况且政府自己对其权力的准确限度也并不了解。它的权利均未经正式确认，也未牢固确立；它的行动范围已经十分广大，但是它的行进步伐并不稳当，仿佛身临陌生之地，四周一片黑暗。这片可怕的黑暗将一切权利的界限都掩盖起来，它分布在一切权利周围，有利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的企图，但对于保卫自由也常常有利。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当人们读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种怪现象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公共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对他们来说都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做对。

“他们认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予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几乎全告失败，人们很快便发现，要长期维持这种没有真实内容的欺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

人们常把贵族离弃农村归因于某些大臣、某些国王的特殊影响：有些人归之于黎世留，另一些人归之于路易十四。确实，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这差不多一直是历代君主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在17世纪，当时贵族阶级还令王权生畏。向总督提出的种种问题中还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省里的贵族愿意留在老家还是愿意离开？” 有一个总督写信答复了这个问题；总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内的贵族不愿在国王身边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