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本书，写的是甲申之乱前的江南，明朝末年那个最富裕、最风雅的江南。

传说有人问夏目漱石，西方人常说“我爱你”，日本人不说这句话，怎么表达爱的意思呢？夏目漱石就说：“今晚的夜色很美。”

语言风格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它绝不是在一个人自说自话瞎写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在和其他作家风格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只有书读得多了，才能渐渐感受到这些作家的语言风格的差异，之后再到模仿的阶段。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几乎所有到访巴黎的人，都会去逛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而去台北的人，就会到访诚品书店。北京的万圣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晓风书店，以及在很多城市都有分店的方所、单向街、西西弗，都有着比较好的书品。

让老师们以老师的身份来想“教育是多么重要”的紧迫感，绝对赶不上让他们以家长的身份来想“教育对我自己家的孩子是多么重要”。

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小朋友，特别是学龄前的小朋友，他们主要不是通过记忆道理来掌握行为规范的，而主要是靠自己的体验。亲眼看到自己爸爸妈妈怎么做，他就跟着爸爸妈妈怎么做。如果爸爸妈妈要告诉他哪些行为是不可以的，光嘴上说没有用，而是要用你的身体语言、用你的面部表情、用你的动作去从事实上制止他，告诉他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他才有能力理解。

为什么一个小朋友能够知道这个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的词的意思？他不是靠背，而是靠我们所说的语感，而文言的语感，首先就要来自有趣的阅读。

我才忽然意识到，读书对我的用处，远不止增长知识这么简单。在其实充满挑战的儿童时期，这些书给我提供了一个退守、缓冲和滋养的空间，恰如那个比喻——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后花园。

直到看到了张岱的《陶庵梦忆》，我对文言散文的兴趣才算建立起来。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如果我是中学老师的话，我会劝那些担心孩子早恋的家长，给你的孩子一本带锁的日记本，让他随心所欲地抄那些他喜欢的词，让他把他青春、爱情的梦想，都通过这种文雅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种东西叫作人之常情，甚至是本能。只要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不给他人和社会造成麻烦，就没有必要去完全把它弄干净，也没有办法把这些缺陷都去除。文明的产生本来就是因为人们对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不满，但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这些缺陷，正视这些缺陷。

当你屏蔽了对作品的真正感受时，这个作品的意义对你就已经不存在了

谢道韫是谁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咏絮之才”，形容一个女子非常非常具有才华。“咏絮之才”说的就是谢道韫。谢道韫是东晋时代的诗人，她出生在东晋时期最有地位的谢家，就是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的谢家。她是大才子谢安的侄女，她的公公是王羲之。

但是对小朋友来说，言志抒情的散文未必能够吸引他们的兴趣，反倒是那些讲述奇闻异事的志怪传奇，更能让他们有耐心越过文言文的障碍，“连猜带蒙”地进行阅读。

这个词也来自于《诗经》。《诗经》中有一篇叫作《桃夭》，讲一个女孩子马上要出嫁的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柯的意思是小枝，像茶叶梗子就叫茗柯。

如果你的孩子才七八岁，那你完全可以买一本蔡志忠画的漫画《庄子》给他看。如果孩子大了一点，到了十岁左右，也可以买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的《庄子》，因为它把《庄子》翻译成了现代人能懂的白话文。如果高中或大学生来读，就可以读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这些书。到了学术研究的程度，关于《庄子》的书就多得读不完了。

我对《弟子规》的看法，大概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传统文化的文本给孩子读，比《弟子规》好得多的有的是，尽量不要选择《弟子规》；第二，如果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已经让孩子学《弟子规》了，那你自己心里要知道，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不需要对它特别地虔诚，可以批判性地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