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之传统,则常求取决于闲人。春秋时即有‘闲均从众’之说。(见《左传》。)那一人贤,就采纳那一人的意见,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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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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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戍兵就不同了。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论到戍兵的期限,却只有三天。封建时代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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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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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副丞相)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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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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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政治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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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秘书处为六尚之一: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是皇宫里的“秘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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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不能历久而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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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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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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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卫“兵有南军和北军两支,前者为皇宫的卫戍部队,后者为首都的卫戍部队。当时南北军全部军队合共不到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卫兵一切费用由中央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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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定期选举:如皇帝更替,荒年灾年,推举而来的人成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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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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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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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言变法,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转变。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乏味,无可讲。而且已经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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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现在再说的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的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俞久,应该此大本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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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郡长官有太守,有都尉,犹如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是地方军事首领。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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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只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每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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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