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我会尽我的义务，保持坚强和健康。我将永不回头。

当我遇到要去开会这样的情形时，先会这样告诉自己：“费里尼，你要妥协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也要给别人他们想要的。你要理智一点，讲理一点。你可以选择对你最重要的部分去坚持，但对那些无关紧要的小地方，你要表现得概一点。你要了解：出钱的毕竟是他们！”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我当时很羡慕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只读了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还有《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报里大海捞针般地去寻找通奸小故事。

当我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好好利用了我的时间；……

当我在这些特立独行的照片中看着约翰•列侬时，我的双眼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他的视线所在。有时候，即使正处于异常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也积极地上仰着脸庞，他的眼里从未失去过那一直照亮他前行之路的火花。

我遇到的这个男孩羞怯而不善言辞。他喜欢被引领，喜欢被牵着手全心全意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即使在他表现得阴柔、驯服的时候，也富于阳性美和保护欲。他在衣着和举止上都一丝不苟，却能在作品里表现出骇人的混乱。他在自己孤单而危险的世界里，期待着自由、狂喜与解脱。

当我终于爱上你，我却永远也不会告诉你，因为怕你觉得来不及，怕你觉得对不起。怕你会对我内疚，怕你会觉得不安心。。你一直等着我，而我，会用这一生来记得你。。当他的尾指勾住她的尾指，他说：“一百年，不许变。”。他和她约定了一百年，她不会变，她会一直记得，一直记得，一百年。

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是源远流长。

当我在沙里特，在我的白房间里一大早醒来听见黑鸟在歌唱，我更能理解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对死亡的恐惧全部消失了。因为如果我自己什么也不是，我也就不会有什么事。现在我也能够欣赏我身后每一只黑鸟的歌声。

当我在难过，或者受到伤害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建议、大道理、心理分析或者别人的看法，那样只能让我感觉更差。过分同情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怜；提问让我产生防范心理；最激怒我的是说我的感受毫无道理。这时候我通常的反应就是：“算了吧，再说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有人能真正愿意倾听，认同我内心的伤痛，给我机会让我多说说我的困扰，我会感觉没那么郁闷和困惑，也更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面临的问题。

当我在看这些侧面的时候，我也在意向、共同意向着那些隐蔽的侧面。我所看到的比直接进入我眼帘的东西要多。当下可见的侧面被那些潜在可见但实际缺席的侧面组成的晕圈（halo）包围着。这些其他的侧面也被给予了，但却恰恰是作为缺席的而被给予。它们也是我所经验的东西的一部分。

当我着手整理讲义时，我决定对《地下室手记》进行更加彻底的研究，同时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显而易见，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点。这使我阅读了凡能找到的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书籍和文献，只要是我看得懂的语言，最终，当这一类原始资料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我开始学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断迅速加强的同时，我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反而大大减弱了。

我是爱做白日梦的小孩。我早熟的阅读能力，以及无法将之用于任何实际事情上的无能，让我的老师们伤透了脑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评语上说我整日幻想、心不在焉。心到底去哪儿了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它总是让我在总目睽睽之下戴着圆锥式纸帽，坐在角落里的高脚凳上。

有时候我只想举起双手，然后停止。停止什么？或许只是停止长大。

他在自己孤单而危险的世界里，期待着自由、狂喜与解脱。

我们总爱笑话小时候的自己，笑我是一个努力学好的坏丫头，而他是一个努力学坏的好小子。多年以后，这些角色会颠倒，然后再颠倒，直到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双重性，我们就这样接纳了大相径庭的信条，接纳了自身的光明与黑暗。

我们都曾把自己交予过他人。我们犹豫不决并失去了所有人，但我们又重新找回了彼此。看起来，我们所追寻的正是已拥有的，一个可以并肩创作的爱人和朋友。忠诚，自由。

真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坐在草地上，我猜我是打了瞌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地上留着一节他在人行道上画画用的红色粉笔。我把它装进兜里，自己走了。第二天，我有一搭没一搭地等他回来，他再没有露面，而我继续前进所需的东西，他都已经给了我。

这一切将通往何处？我们将会成为什么人？这是我们年轻的问题，年轻的答案也已揭晓。一切通向彼此。我们成为自己。

“哦，把他们拍下来，”女人对着一脸茫然的丈夫说，“我觉得这俩人是艺术家。”“哦，得了，”丈夫耸了耸肩，“他俩只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