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说了很多；我们懂得的很少。

也许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明智，虽然哲学家是会与我争辩的。但我对你发誓，我们从那一刻起就成了朋友；那一刻傻气的笑声是最强健的纽带，后来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一切——胜利或失败、忠诚或背叛、悲伤或喜悦——都及不上它。但青春岁月会流逝，我们的一部分也随之流逝，一去无回了。

但是，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东西令我明白，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他首先得改变自己。如果他要服从命运，他就必须在内心找到或开创一块坚硬而秘密的地方，这里无论对他自己、对别人，甚至对命运要他重塑的世界都漠不关心——重塑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个人愿望，而是他在重塑过程中将会发现的一种本质。

太审慎可能会像太鲁莽一样，是确定无疑的死亡之路。

我逐渐明白罗马人何以蔑视哲学了。他们的世界是个直接的世界——讲求成因与后果、流言与事实、得利与失势。就连我这个将一生奉献于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人，也多少能理解造就了这种轻蔑的世情。他们将学习看成仿佛是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将真理看成仿佛是一个可用的物件。甚至他们的众神也服务国家，国家并不服务众神。

我们会行军越野，以大地为粮仓，杀死我们必须杀的人。这才是男子汉的生活。不问前程，随遇而安。

他们知道我们面前这条路的尽头要么是死亡，要么是伟大吗？这两个词在我脑海里转了又转，转了又转，最后仿佛是同一个。

他是个令人愉快的小青年，仅此而已，面相过于纤弱，承受不了命运的打击；态度过于羞怯，难以成就一番事业；声音过于温和，无法发出领袖人物必须说的无情话语。

我写起诗来，用上我能使唤的不拘什么手段。得向别家借的，我尽管借。得凭空虚构的，我尽管虚构。我运用我了解的语言，不逾其规矩。但关键在于：我最后发现的终点，不是我起先构思的终点。因为每一个解决都会引起新的选择，每做一个选择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得为它们找到解决，如此往复不已。诗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诗走到的地方永远感到惊讶。

那仿佛是突然之间，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你身陷其中的世界，看见了我身在其中却浑然不觉的世界。人还有别的活法，别的世界，或许比较卑微、比较默默无闻——但是在漠然的众神眼中又有什么分别？

甚至到如今，你都似乎不愿看清一点，那就是：支撑旧共和国的理想不符合旧共和国的实际；这个辉煌的字眼遮蔽了恐怖的行为；传统与秩序的外表掩藏了腐败与混乱的真相；自主与自由的呼声使众人——连呼吁者在内——对贫困、镇压与授权的谋杀视而不见。

现在我看出，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是枉费的。亚历山大就幸运在英年早逝，否则他会领悟到征服世界是一件渺小的事，统治世界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说最见过世面的罗马人身上流着农人祖先的村夫血液，他身上也流着最野性难驯的北方蛮族的血，两者都虚掩在他修建的墙面之内，他筑墙与其说是为了令他人不识真容，不如说是令自己认不出自己。

对自己无知，对自己的将来无知，对他们开始生活其中的世界又更加无知。

就算他不被少男少女的仰慕所败坏，也会被奉承者们的野心所腐化。

在我看来，卫道士是最无用最可鄙的东西。他的无用之处在于他会不遗余力地评判，而非孜孜不倦地求知，因为评判容易，知识艰难。他的可鄙之处在于他的评判反映着一种自我观照，出于无知与骄傲，他将自我观照强加于世界。

诗人沉思着混沌的经验、迷离的偶然，和无法参透的可能性领域——那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切身地生活其中，以至于极少有人费心审视的世界。沉思结出果实，让诗人发现——或发明——某个和谐与秩序的小原理，它是从遮蔽它的紊乱中抽绎出来的；这样的发现经过诗歌律法的调理，最终成了诗。

贺拉斯有一次对我说，法律没有力量管束人类心灵之中私密的激情，而唯有不去支配人类心灵的人，譬如诗人或哲学家，可能劝服人心去追求德行。

那是罗马的世界，那里没有人了解自己的敌人或朋友，那里特权比美德更受到敬仰，那里原则已经成了私利的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