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救度过程中，他只能依靠他自己；佛教徒从来不需要感谢神，因为在他的修行过程中，他从来不企求神的恩惠。佛教徒作为无神论者，根本不用考虑神是否存在。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回劳动相对。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动这就是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3，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佐山摇了摇头。“我找她家人核实了日记，还是没找到称得上自杀动机的信息。我也不是没想到会这样。我觉得日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心理有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写的时候却又会设想别人正在看自己的心事。”这是如此，总觉得写日记写的是一种妄想，对谈或者记录都不是最真实的感受。感受是一种混杂的情绪，千头万绪又稍纵即逝，是在变化的。所以，写日记莫不如说要么在做实验记录，要么就是编造故事。

佐山只是轻轻地应了句“哦”，接着说道：“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在大冬天驾着一辆丰田皇冠冲进大海？”“这个嘛，”加贺毫无兴趣地答道，“可能是卡罗拉太轻，沉不下去吧。”

有几个心理因素很明显。比如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欲，对国家主权所做的任何限制，他们都持敌视态度。这些权力狂的妄想是在搜刮金钱等经济方面，或通过其他集团的活动来中饱私囊，这早已习以为常。特别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一幅情景：不管哪国的国民都有一些恶棍在活动，他们都是些顽固的集团/.对他们来说，什么社会责任心啊，来自社会的制约啊，全都不放在心上。他们只会战争、军火生产和买卖看成是个人得益或增强个人权威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

自5世纪起，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但两边的交往依然频繁。没过多久，就有一支新的力量加了进来——伊斯兰。因此，到公元700年时，从前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就受到了三股势力的影响。

自阿姆河到印度河，一直是民族关系特殊复杂的地区。亚历山大和赛琉古两个帝国相继衰落以后，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建立大夏国（巴克特里亚），帕提亚人以伊朗为中心建立了安息国（帕提亚），还有越过帕米尔来自祁连山和伊犁河的塞人和月氏人，前者的一部分定居罽宾，后者的一支大月氏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朝。

于是在向南飞往祕鲁首都利马的飞机上，基兰在中美洲某地的上空过了两岁生日。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在路上两个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自己的经历在第一天就证明了这将是多么艰难。我们在利马的旅馆睡觉倒时差，当莫琳和我醒来时发现孩子们正在把床单当作画廊，用飞机上给的彩色笔在上面尽情地创作。

之所以只爱石头或尸体这类不动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无法怀疑的。

在继承了阿拔斯王朝部分领土的萨曼王朝，身居高位的突厥奴隶成了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最后，突厥奴隶推翻了萨曼王朝，代之以他们自己的王朝。出身奴隶的突厥人还在埃及先后建立了图伦王朝和马木留克王朝，后者的统治阶层曾经是服务于萨拉丁(Saladin)和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但后来推翻了阿尤布王朝，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根植于奴隶制度的王朝。这样的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至于南欧的拉丁文化，也是重个性的，不过，却不是偏向于用“理智”去控制“情”，而是让后者泛滥，于是就造成个体热爱自己生命的倾向。……P51无论是新教文化与拉丁文化，都具有“个人”的原理。至于中国文化“二人”才能定义一人的设计，却是把明确的“自我”疆界取消，因此，“个体”遂不足成为一个可作自我调配的基地dmj中国人的“二人”关系也是相互制约的渠道化功能多于相互热情奔放的作用。

想象界同样涉及一个语言的维度。能指是象征秩序的基础，而所指与意指则属于想象秩序。因而，语言便同时具有象征性与想象性的面向；在其想象性的面向语言是颠倒并扭曲大他者的话语的“语言之墙”。

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第二种客观性，一个人如果缺少这种客观性，注定只能浮在生活的表面，而缺乏直面生活含混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勇气和视角。

庄子从这个经验（梦碟）体悟到，一个人如果超越自己的执着，不再固执地以为“人类”是他存在的唯一实体，那么他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相对的世界：不是他做梦变成了蝴蝶，或许也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他！他现在身为人类的一切，不过是蝴蝶的一场梦而已。如此一来，在蝴蝶的梦里斤斤计较，又有什么意义呢？并且，蝴蝶也可以做另一场梦，为什么偏偏要固执地做那些争名夺利的梦？尝试一下做别的梦，岂不是更好、更有趣？

当然，苦出来的人，在“性命的救赎”认知下，只有——金钱！是一切自由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