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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拥有一些知识储备，拥有一些通识，哲学层面的，历史层面的，这是理解这个复杂社会和我们自身处境的方法，大部分年轻导演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有专业的电影和美学知识，但是缺乏理解社会的方法，因为他觉得没用，觉得没法转成电影语言。

然后我注意他的床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因为它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小说题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类似地摊文学。那本书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这时候我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我的心空旷而潮湿，如雨布倾听雨声。多年之后我オ明白，这一刻我经历了此生的第一次心头重击。长久地沉溺于幻想，就会突然遭遇破灭。我们的心犹如耕种的大地，遍遍被划伤，又一遍遍在伤口上万物生长。我站在原地，一个人接受阳光的拥抱。犹如一个雪人，我在正午融化，过去的我片甲不留，现在的我刀枪不入。她一直笑着听，她的沉默还是那样丰富。

我愿意在一个尊敬电影的地方失败，也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他剪成同部电影,放一个九小时的什么呢?叫《悲惨世界》!

在《一一》之前，从《恐怖分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的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如果人人粉饰太平，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被别人用

我在那里长到二十一岁，曾试着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我，一直逼我至角落，通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

我觉得贫穷是个巨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整体行为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跟长期的贫穷是有关系的。比如一部电影很卖座，但是电影技术上有很多的问题，大家一去批评这部电影，被批评者和公众第一思维想到的是：羡慕嫉妒恨。这就是长期贫穷带来的影响，把你所有的批评和反对都理解为对钱财的嫉妒。并不是因为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引发了嫉妒和批评，而是因为需要文化批评介入，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就是贫穷带来的思维惯性，人

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