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拥有一些知识储备，拥有一些通识，哲学层面的，历史层面的，这是理解这个复杂社会和我们自身处境的方法，大部分年轻导演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有专业的电影和美学知识，但是缺乏理解社会的方法，因为他觉得没用，觉得没法转成电影语言。

然后我注意他的床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因为它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小说题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类似地摊文学。那本书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这时候我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我的心空旷而潮湿，如雨布倾听雨声。多年之后我オ明白，这一刻我经历了此生的第一次心头重击。长久地沉溺于幻想，就会突然遭遇破灭。我们的心犹如耕种的大地，遍遍被划伤，又一遍遍在伤口上万物生长。我站在原地，一个人接受阳光的拥抱。犹如一个雪人，我在正午融化，过去的我片甲不留，现在的我刀枪不入。她一直笑着听，她的沉默还是那样丰富。

我愿意在一个尊敬电影的地方失败，也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他剪成同部电影,放一个九小时的什么呢?叫《悲惨世界》!

在《一一》之前，从《恐怖分子》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试图用一部电影来归纳全部的生活，想用一部电影讲述清楚他眼中的台湾的全部。但，这可能吗？《一一》做到了，杨德昌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整个世界，一部电影也可以囊括中国社会的全部。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中的陌生与熟悉，同事关系中的亲近与距离，太太，情人，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还有模糊的未来…《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的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如果人人粉饰太平，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被别人用

我在那里长到二十一岁，曾试着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我，一直逼我至角落，通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

我觉得贫穷是个巨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整体行为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跟长期的贫穷是有关系的。比如一部电影很卖座，但是电影技术上有很多的问题，大家一去批评这部电影，被批评者和公众第一思维想到的是：羡慕嫉妒恨。这就是长期贫穷带来的影响，把你所有的批评和反对都理解为对钱财的嫉妒。并不是因为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引发了嫉妒和批评，而是因为需要文化批评介入，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就是贫穷带来的思维惯性，人

没有人生是天然有经验的，所以提供经验很重要，永恒即是将过去漫长历史时间里那些重要的经验呈现出来，很多时候，这最起码可以保持一种尊严。书写、拍摄、科学……都是提供感情、社会、认知经验的过程，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验的世界。

杨德昌在《一一》里找到了观察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钥匙，那就是人际关系。《一一》通过中国人特有地侵入他人生活的亲密人际连接，呈现出在运动着、发着热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埋藏着感情上的冰冷。

没那么复杂，也不深刻，也不含蓄。总之，朴朴素素的，四块石头摆在草地上。不试图去感染别人，不解释不煽情不落泪，只是沉甸甸存在过，存在着。

而所有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

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电影史上，有无数这个主题的电影让我激动不已，像《偷自行车的人》。

在微博密集呈现出的社会信息中，那些本来应该避免的暴力事件让我感到不安。中国快速的变革，带来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异。整个社会缺少多样的沟通渠道，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的习惯，于是暴力成为弱者挽回自己尊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这些悲剧，让我觉得有必要用电影去面对暴力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减少生活中的暴力。于是，我开始想拍一部电影，不只关于一个人、一个事件而是一组有关暴力的群像。我研究了一系列让我震惊

香港电影让我们在了解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同时，学会了尊重世俗生活和人们的娱乐需要，而这些东西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电影最缺乏的。

经过80年代的人，都经历了制度的变革给中国带来的转变，因此我们迷信制度，以为由体制变革带来的生活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我们总是把改变生活的愿景被动地寄托在体制自身的改变上，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改变我们的文化，进而带来生活的改变。

有一位女生，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我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准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我也

我只是凭着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的一种直感和情绪在拍，这是一种美学，不是所有美学都是一种老年人智慧，不是所有电影都要靠时间久远之后，洞悉一切的智慧来拍。有一种电影需要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在煎熬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新闻和所有关于新闻的读解都代替不了电影那种情感上的理解，电影在还原事件的感性层面上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当然也因为电影可以有很多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