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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并且决不放弃，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我们放弃它。

政治不仅引起战争，而且支配战争，因而政治的性质决定战争的性质。

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

先遣部队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是通过真正的力量的发挥，不如说是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通过它们真正进行的战斗，不如说是通过它们可能进行的战斗。先遣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阻止敌人的行动，只能象钟摆一样缓和和节制敌人的行动，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行动。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绝不排斥智能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这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厉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虽然出敌不意是到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敢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

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人成大才，关于细小和枝节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让人成小材。

因此，不顾一切、不惜代价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如对方软弱退缩，就必然独占优势。如果一方迫使另一方也不得不同样地采取暴力，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日益趋向极端，这种趋势完全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不受其他任何外部因素影响。

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战争是迫使敌方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