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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有一句话非常清楚地点出了污名的基础：“因此，所谓污名，其实是属性与刻板印象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

那些业经确立的确定性，无非是许多有待超越的东西。不过，假如他不能识别出某些业经确立的确定性，也就不能对实际状况的谬误做出任何阐述，更不能以某种未来的名义，发出道德抨击。

后现代性就是基于现代性内部，蕴示某种没有现代性下诸般界限的境况。当然，把这句话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基于某些现代界限的视角，后现代性似乎漫无方向，模糊不清，有欠严格。但如果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具有诸般界限的现代性就是某种囚笼，对此，唯一合适的立场就是不要盲信。

说到底，正如站在现代性的门槛上的康德所认识到的那样，“相信别人说的东西是那么轻而易举，那么令人安心；不自己思考是那么不费周章。”（Kant，1970）不必去面对自己的物质死亡这一事实的道德蕴涵，肯定是让人愉快得多的。

如果说后现代性是建立在富足的基础上的，那么后稀缺的情境要想维持，也只能通过故意拒绝接受包容他人的诉求。某些社会群体的后现代性要想维持，就只能以作为潜在竞争者的其他群体持续困于稀缺境况为代价。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后现代境况之外的群体再生产出必不可少的终有一朽的生产，后现代境况才能再生产其不朽的消费。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资产阶级有能力将神圣的东西变为凡俗，让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他们也知道，对曾经被视为自然的东西的这种解构，正是当下的界限的来源。而知悉了现代种种制度安排其实并非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却有可能只是虚幻的城堡，也就预见了有朝一日它们可能都会被超越。因为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到了今天这副样子，所以我们还能自己摆脱这种状况。

实际上，购买高保真音响或洗碗机之类的东西，算不上摆脱困境。资本主义的物品消费并不能买来自由。恰恰相反，那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此而言，消费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更深地陷入囚笼。

或许这是所有居处在后现代主义下的人可以说的伦理律令：“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发掘被边缘化的人们——亦即我们仍然本能地归诸’他们‘而非’我们‘的那些人。我们应该设法留意我们和他们的共同点。”但是，后现代境况在社会学角度上的压力与趋势似乎意味着，“我们”并不会注意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毕竟，“我们”不再真的知晓“我们”是谁。就连“我”是否知晓“我”是谁，也很可怀疑。这也是偶然性的标志。

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要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唯一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