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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有一句话非常清楚地点出了污名的基础：“因此，所谓污名，其实是属性与刻板印象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

那些业经确立的确定性，无非是许多有待超越的东西。不过，假如他不能识别出某些业经确立的确定性，也就不能对实际状况的谬误做出任何阐述，更不能以某种未来的名义，发出道德抨击。

浮士德已经直面一种可能性：一切被视为不言自明而接受的东西都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完全无益。置身民众的鼓掌欢呼，他却感到恐慌，这反映出一种更为深广的忧惧，害怕在传统所能提供的娱乐慰藉、文化关系所能给予的廉价荣耀之外，隐然显现的那些东西。浮士德预见到，除了传统的仪式，或许不存在任何源泉能提供保障，为此他大为震惊。不过，他的恐慌也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立场：传统本身也让人害怕。

说到底，正如站在现代性的门槛上的康德所认识到的那样，“相信别人说的东西是那么轻而易举，那么令人安心；不自己思考是那么不费周章。”（Kant，1970）不必去面对自己的物质死亡这一事实的道德蕴涵，肯定是让人愉快得多的。

如果说后现代性是建立在富足的基础上的，那么后稀缺的情境要想维持，也只能通过故意拒绝接受包容他人的诉求。某些社会群体的后现代性要想维持，就只能以作为潜在竞争者的其他群体持续困于稀缺境况为代价。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后现代境况之外的群体再生产出必不可少的终有一朽的生产，后现代境况才能再生产其不朽的消费。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资产阶级有能力将神圣的东西变为凡俗，让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他们也知道，对曾经被视为自然的东西的这种解构，正是当下的界限的来源。而知悉了现代种种制度安排其实并非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却有可能只是虚幻的城堡，也就预见了有朝一日它们可能都会被超越。因为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到了今天这副样子，所以我们还能自己摆脱这种状况。

实际上，购买高保真音响或洗碗机之类的东西，算不上摆脱困境。资本主义的物品消费并不能买来自由。恰恰相反，那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此而言，消费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更深地陷入囚笼。

或许这是所有居处在后现代主义下的人可以说的伦理律令：“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发掘被边缘化的人们——亦即我们仍然本能地归诸’他们‘而非’我们‘的那些人。我们应该设法留意我们和他们的共同点。”但是，后现代境况在社会学角度上的压力与趋势似乎意味着，“我们”并不会注意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毕竟，“我们”不再真的知晓“我们”是谁。就连“我”是否知晓“我”是谁，也很可怀疑。这也是偶然性的标志。

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要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唯一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