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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允许原谅自然地出现，既不强迫它一定要生成，也不假借原谅的感觉，去掩盖心灵中未被解决的伤害和愤怒。

无情的批评，特别是父母出于愤怒和蔑视而进行的批评，具有极大的伤害性，甚至会改变孩子的大脑结构。

孩子在一个足够安全和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会自然而然地加强注意并享受生活馈赠的能力，他们会懂得生活中的美好大大超过了那些必然的损失和艰辛。因此，孩子若能得到足够好的抚育，便能轻松识别霸凌和剥削行为，并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就值得被善待，不必适应那些不公平的对待。

我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就先如何对待自己。

她意识到外在批判者通常会触发她一种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感受和观念：“人非常不可靠，他们总是让你失望，你完全不能信任他们！”

关心他人有时并不意味着要帮他人解决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试图帮助那些痛苦的人时。很多时候，人只是需要找到同情、接纳和口头宣泄的出口，而且一些情绪状态确实需要时间来化解。当人心情不佳时，对他的爱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关怀。

第三，我不分享那些还处于原始状态、未被整合的脆弱。

闪回的一个常见迹象是感觉自己渺小、无助和无望。在强烈的闪回中，这种感觉会被放大为强烈的羞耻感，以致我们不愿意出门或露面；还会表现为感到脆弱、紧张、敏感、易受伤；可能还会使我们感到成年后建立起的自尊变得荡然无存。这是因为我们闪回到了童年，当时家中的潜规则根本不允许自己有自尊。

后天习得的东西既可以被抛弃，也可以通过努力得来。父母没能给予你的东西，现在可以由你自己获得或由其他人来提供。

无论幸存者有多么强烈的疗愈意图或顿悟，都必须学习在经历闪回时爱护自己。当感到恐惧、悲伤、愤怒或难过时，我们要用善意来回应自己，这一点至关重要。

有时外在批判者对错误警报的热衷，会让我们极度关注新闻事件。新闻就好像心理层面的垃圾食品，它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带来快感，如若不加以抵制，我们就会陷于可怕的过度警觉。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