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相关语录
-
「今后你也会喜欢各种各样的人,正因为活着才能这样,」
-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
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
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
-
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
-
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
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
-
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
-
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
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