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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益州，那是“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刘备自己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也叫汉；东望荆州，那是他与孙权联手破敌又几度争夺的地方。他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走过白帝城，去争夺荆州，铩羽而归后就一直困在那里。

诸葛亮最后的裁示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就是在蜀汉集团内部认定孙权称帝确属僭逆，这意味着蜀汉在事实上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但在联盟间又不公开否认。这个结论，对内，维护了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对外，维持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蜀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

刘备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既将益州纳为复兴汉室的基地，又不违背他“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初衷？

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道义之争——善恶与顺逆的判明——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是经由人心的认同而显明出来的。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在于争取这种认同，更在于塑造这种认同。

事实上，汉献帝一直活到了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比曹丕和刘备死得都还要晚。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刘备既已撇开联盟，就应该加倍防范孙权。可是，刘备在撇开了联盟关系的情况下，仍要进取襄阳，却不增强荆州的军力，就只能置荆州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诸葛亮的北伐也是如此。他北屯汉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没有回过巴蜀，即使是处理废黜李严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回过成都。虽然有过挫折，却并不颓唐。他锲而不舍，屡挫屡战，愈挫愈奋。他最后死在北伐的前线。他遗命葬在汉中——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他以他生前的努力和身后的安排，立起一个努力北伐的坚定身影，即使是在身没之后，依然魂魄依依，期勉他的后继者们，致力于他未竟的事业——北伐讨贼，复兴汉室。

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