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益州,那是“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刘备自己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也叫汉;东望荆州,那是他与孙权联手破敌又几度争夺的地方。他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走过白帝城,去争夺荆州,铩羽而归后就一直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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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最后的裁示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就是在蜀汉集团内部认定孙权称帝确属僭逆,这意味着蜀汉在事实上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但在联盟间又不公开否认。这个结论,对内,维护了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对外,维持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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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守剑阁,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二。弃剑门之险,任曹魏大军涌入平地,纵然后主愿意坚守成都,蜀汉也是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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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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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既将益州纳为复兴汉室的基地,又不违背他“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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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道义之争——善恶与顺逆的判明——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是经由人心的认同而显明出来的。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在于争取这种认同,更在于塑造这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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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汉献帝一直活到了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比曹丕和刘备死得都还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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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刘备既已撇开联盟,就应该加倍防范孙权。可是,刘备在撇开了联盟关系的情况下,仍要进取襄阳,却不增强荆州的军力,就只能置荆州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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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北伐也是如此。他北屯汉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没有回过巴蜀,即使是处理废黜李严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回过成都。虽然有过挫折,却并不颓唐。他锲而不舍,屡挫屡战,愈挫愈奋。他最后死在北伐的前线。他遗命葬在汉中——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他以他生前的努力和身后的安排,立起一个努力北伐的坚定身影,即使是在身没之后,依然魂魄依依,期勉他的后继者们,致力于他未竟的事业——北伐讨贼,复兴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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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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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