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拿后来的历史检验原初的构想时,切忌在构想与结果之间简单地画一条直线来建立因果关系。
饶胜文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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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自身材质的问题;但如果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他是英雄,这就成了一种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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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是周瑜主动深入荆州境内发起的一场攻势战役;曹操并无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即征江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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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中这两个最重要人物的死似乎也具有了象征意味。一个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局限,一个则象征着局限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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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起义虽未直接导致东汉的灭亡,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权力下移州牧,武人趁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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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徐是个特殊的舞台。这是一个由孔融、郑玄、陶谦及陈登等徐州大族所主导的舞台。刘备的师承渊源,帮助他步上这个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得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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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为造魏走了三大步,每一步都循着相似的节奏。第一步复丞相,第二步封魏公,第三步封魏王,最后由他的儿子完成禅让。在他走出每一步的前后,都伴随有大规模的征讨,都伴随有诛杀名臣的重大政治案件。曹操复丞相而征荆州,诛杀孔融;封魏公而征孙权,迫死荀彧;称魏王而征张鲁,冤死崔琰。杀名臣旨在清除政治障碍,借以震慑潜在的反对者;大规模的征讨则旨在建大功以移天下视听,也为权力升格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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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东早先的帝业规划中,荆州的地位是被置于一个比较长远的进程中衡量的;但从保据江东计,荆州的地位就变得存亡攸关。而刘备这位盟友的作为并没有让孙权感到安全。对于江东的安全来说,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更甚于来自长江北面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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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盟的需要仍然存在的阶段内,双方的利益矛盾或许难免,但不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调和的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结盟则是服务于阶段性利益的策略。从孙权日后背盟的史实中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是没有区分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从而将双方根本利益上矛盾的不可调和,直接替换在阶段性的利益关系中。这样的认识失之于简单,也忽略了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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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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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几个阶段。在青徐,他崭露头角,获得英雄之名;在荆州,他与孙权结盟挫败曹操,遏制了曹操一统天下的势头;在益州,他取得巴蜀、汉中,建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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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求和之举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能否得到刘备的谅解而达成和好,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求和过程,成功地凸现出一个负面形象的刘备:为一己之私,怒而兴兵。孙权的求和之举,是一手成功的政治牌。通过这手牌,孙权成功地将各方看待眼下孙刘之争的视域定位在报仇与争地上,避开了自己背盟降曹的政治软肋,消解了刘备的道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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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规取益州所暴露的问题,不只是一项项具体策略的得失,而是整体政治水平的低下。在政治水准上,刘备夺刘璋的益州与吕布夺刘备的徐州,相去伯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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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松、法正设下的这个双重布局中,益州的士民们看到的是,刘备入蜀将帮他们讨伐汉中的张鲁;刘璋看到的是,他在益州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张松、法正看到的是,益州将迎来一个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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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里,刘备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成就了英雄之名。他游走于关东的几大诸侯处,都备受敬重。在陶谦处,陶谦以“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托以安州;在曹操处,曹操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相推许;投袁绍处,袁绍亲出邺城二百里相迎;投刘表处,刘表自出郊迎而待以上宾之礼。这样的身姿,在汉末的群雄中,尚未有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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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的力量不如制度性的力量,制度性的力量不如价值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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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纮以齐桓、晋文匡辅周室的霸业为参照,建议孙策将开拓江东的事业定位为乃父孙坚讨董伐逆的勋业的继续,是匡辅王室的桓文之业。开拓江东,兼并荆、扬,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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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吕蒙则将江东事业拉回保据江东的霸业上来,从而将江东事业推向第三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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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