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益州，那是“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地方。刘备自己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也叫汉；东望荆州，那是他与孙权联手破敌又几度争夺的地方。他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走过白帝城，去争夺荆州，铩羽而归后就一直困在那里。

诸葛亮最后的裁示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就是在蜀汉集团内部认定孙权称帝确属僭逆，这意味着蜀汉在事实上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但在联盟间又不公开否认。这个结论，对内，维护了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对外，维持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弃守剑阁，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二。弃剑门之险，任曹魏大军涌入平地，纵然后主愿意坚守成都，蜀汉也是大势已去。

蜀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

刘备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既将益州纳为复兴汉室的基地，又不违背他“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初衷？

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道义之争——善恶与顺逆的判明——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是经由人心的认同而显明出来的。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在于争取这种认同，更在于塑造这种认同。

事实上，汉献帝一直活到了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比曹丕和刘备死得都还要晚。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刘备既已撇开联盟，就应该加倍防范孙权。可是，刘备在撇开了联盟关系的情况下，仍要进取襄阳，却不增强荆州的军力，就只能置荆州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诸葛亮的北伐也是如此。他北屯汉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没有回过巴蜀，即使是处理废黜李严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回过成都。虽然有过挫折，却并不颓唐。他锲而不舍，屡挫屡战，愈挫愈奋。他最后死在北伐的前线。他遗命葬在汉中——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他以他生前的努力和身后的安排，立起一个努力北伐的坚定身影，即使是在身没之后，依然魂魄依依，期勉他的后继者们，致力于他未竟的事业——北伐讨贼，复兴汉室。

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刘备领徐州刺史，意味着他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跻身于关东群雄之列。

只有北伐讨贼，充注刘氏帝业的合法性，才能克服当前的政治危机；只有消灭曹魏，平定天下，刘氏的帝业复兴才算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诸葛亮辅佐刘禅去完成。如果真出现第二种情形，即嗣子才德不堪，诸葛亮自己去灭曹氏而取天下，那也是我刘备授权的。当然，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形，届时诸葛亮无论是取天下，还是在取天下之后继取帝位，其实都是取于他人之手，刘备许授的是一件并不在他手里的东西。

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

五丈原的秋风里，病困中的诸葛亮，可曾仰望苍穹，吁问天命……

概言之，在当时蜀汉，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乃是最大的政治。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还是整合内部力量的大局。

这十年称为刘备的青徐时期。

当双方缔结联盟时，实际上是都认识到，结盟这个阶段性的策略，既服务于各自当前的阶段性利益，也经由阶段性利益的实现而服务于各自的根本利益。

正是这种成就江东全新帝业的雄心，推动江东在建安十三年冬天猛烈地撞向荆州。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征汉中张鲁。刘备恐益州有失，遂做出让步，派人与孙权讲和。孙权接受了。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平分六郡：长沙、江夏和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属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