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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为了它们各自强权政治的目的，对一个实质上地方性的冲突不去尽力平息面火上油。这种极为冒险的战略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大灾难。

但是，他们的教养、经验和政治历练没有教会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碰到流氓时该如何对付。他们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他们以为可以和希特勒谈判达成交易，哪怕那意味着把另一个国家扔进狼群，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意在战争。

这种异忽寻常的感情爆发，其根源是多年来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在校学生军人进行的民族主义说教，加上爱国组织、游说团体和大众报刊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民族主义热情在上、中层级以及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尤为普遍。他们许多人认为，战争是大好事，因为它能使民族重新振兴。战争使各国暂时克服了内部分歧，产生了一种民团结感

从慕尼黑会议归来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反映出，人们因战争得以避免而感到如释重负。知是到了后来，为维持和平所付出的到的代价才逐渐为人所知，而由此见地的人寥寥无几。

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投票支持纳粹党，但至少觉得它关于“民族崛起”的一些主张有一定的吸引力。完全不为纳粹党宣传所动的人为了自保，只能把真实的想法深藏心底。民族复兴那令人陶醉的气氛从来都有威胁恫吓的成分。

犹太人大多欢迎俄国革命，认为这会为他们带来解放。他们渴望未来能够建立没有歧视与迫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入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比例超出了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他们在苏俄的行政和警察部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919年，基辅的政治警察［契卡（Cheka）］75%的成员是犹太人。在东欧，犹太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同义词，虽然大部分犹太人事实上不是革命者。犹太人后来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所有独裁政权都有如下的共性：消除（或严重限制）多元的政治代表制，限制（或废除）个人自由，控制大众媒体，终止（或严格限制）司法独立，以及扩大警察权力来粗暴镇压政治异见者。所有独裁政权也都采用某种形式的伪代表制度，都声称自己代表“国家”或“人民”，体现人民的主权，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它们通常都保留了某种形式的国民大会或议会，尽管这类机构都受到各种滥用、操纵或控制。

如果把“一战”比作影响深远的大灾难，“二战”就是灾难的顶点。“二战”造成了欧洲文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在“一战”中成形并导致后来20年间欧洲不稳和紧张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终极冲突，成为重塑20世纪历史的决定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欧洲。欧洲在“二战”中险些毁掉自己。它最终存活了下来，但变得迥异于前。

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20年。——斐迪南·福煦元帅对《凡尔赛合约》的看法（1919年）

流亡在外的波兰人和波兰国内人口的大多数都不支持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二战”以一场民族灾难开始，又以另一场民族灾难结束。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