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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中国，被统治的艺术包括通过非正式机构与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斡旋和协商。在明代中国，被统治的艺术意味着能够地道、熟练地掌握国家的语言。

明代朝廷或许不像现代国家一样深入百姓的生活，但是它渗入百姓日常生活的程度仍然足以制造出许多可供利用的机会。和朝廷互动，有可能带来好处，而不仅仅增加负担；不只是激起人民反抗，同时提供了操纵局势的机会。和朝廷保持近距离接触，同样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某人的行动自由，并非和他与朝廷代理人和组织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但具体到明代，接近朝廷以便掌握被统治的艺术，不失为明智之举。

借用斯科特的术语：清初国家并没有“看见”军户，而是对他们视而不见。铜山和福全民众创立的社会组织，以关帝庙和全氏宗同为实体，正是他们对这种处境的回应。国家政权对他们视若无睹，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让国家政权看见自己。在国家政权眼中，这些组织中的家庭面目模糊。是他们，使自己一目了然。

实际上，关帝在铜山的地位如此令人瞩目，与居民的宇宙观或家族渊源没多大关系。一切都关乎历史，关乎明代军事制度在清初消失后留下的遗产。制度性遗产制约着每个国家政权的选择。即使是一个通过征服战争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都必然受到前政权的制度性遗产的限制。即使新政权废除或改易前朝制度，制度性遗产可能依然形塑着新政权人民的选择。旧制度的残余元素在脱离了其原有制度背景后，可以作为新局势下日常政治的一部分焕发新生。

族谱能够告诉我们的是百姓在面对问题时实际的解决办法，以及他们认准时机、把握机会的能力。当然，族谱没有直接书写他们的策略，只是平铺直叙地交代了他们做了什么，或仅仅抄录了一份成文协议或合同。所以，我们必须凭直觉判断他们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与目的。

第一章服兵役贤弟勇代兄分家产幼子竟承征兵、军役与家庭策略

当“轮替”策略按计划实行时，无论是军队失额被填补的概率，还是正军坚守岗位的记录，均能得到提升。同时，它减轻了国家代理人的负担，降低了他们在监督和确保军户服从制度中所付出的成本。部分官员之所以对该策略青眼相加，也许是因其与明朝“祖宗之法”的基本取向不谋而合一一将维持国家运作的成本转嫁到属于社会最低阶层的百姓头上，依靠地方的自发性搞定一切事务。

使用国家语言，便是在借助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并将之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以求实现自身的目的。如此看来，国家既可以是一种专制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一种创造权力的工具。明代国家既是一个攫取机构，也是一个授权机构。

一个家族，无论是独立军户，还是和其他家族组成复合军户，抑或拥有着多重户籍，其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下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军因死亡、负伤、衰老或逃逸造成缺伍而军户却无法以最小的代价立即自动遣员顶补。利用体制规则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差距，及某一体制的规则与其他体制的逻辑之间的出入，明代家族得以让替补军役之事尽可能地符合自身利益。

为了突破“顺从”“反抗”二元对立的局限，我选择了“日常政治”（ everyday politics）这个术语。正如本・柯尔克夫烈（ Ben Kerkvliet）所言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这一切。”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