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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的破败之相也道尽了这座城市的面部表情：受尽折磨、垂头丧气、孤独到有点绝望，有时痛苦不堪，有时愤世嫉俗。让人惊讶的是，身处如此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居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尊严，还可以这样谦恭有礼。这也是好事，因为谦恭可以弥补他们在另一方面的不足——饥饿让他们变得因无时无刻不想谈论食物而招人嫌恶；贫穷让他们看上去贪得无厌；物资匮乏使他们显得物欲横流；而经济政策则将他们变成宗教狂热分子。

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掲露他们的丑行。

我们经过彼尔姆，在1100英里（1770千米）处跨越东西界标，然后驶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路上民居越来越小，外观也不停地变化，从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大厦，到郊区的砖瓦平房，再到木板搭建的住宅，越往前走房子越简陋，直到出现用半圆木做成的屋舍，再偏远一点，就只有一根根整木堆砌起来的小屋，墙体的缝隙用草皮堵住。只要走上50或100英里（80或160千米），你就能了解苏联建筑的全部历史。

我凍僵在座位上讀《當代英雄》，戴著厚手套的手僵硬得無法運作，只好用鼻子翻頁。（旁邊的中國乘客可能會想：原來他們的長鼻子還有這個用途！）雖然這本書不厚，可是奇怪的是，我一直看不完；我好幾次從頭開始重新閱讀。

搭乘西伯利亚快车的经历既单调乏味，又有种苦行僧般的凄美：火车整个白天都在疾行，发出巨大的声响，窗外只有桦树林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夜里外面一片漆黑，漆黑过后看见的是更多桦树林和更多起伏的山丘；接来下整个白天又都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你会觉得窗外那些根本不是风景，而更像墙纸——那种极其简单的一张连着一张的墙纸，让人宁愿去观察拼接处的痕迹，也不愿去欣赏它本身的设计。

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粒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但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她们的动作表情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敦伦郊区之所以让人沮丧，并不是因为看上去脏乱不堪，而是它们永远一成不变。

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国家从不去教堂，到了中国却喜欢往教堂跑，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实在让人气愤。所以我在中国不进教堂，但有时如果看见草地上有只鸟，我会跪下来，惊奇地望着它在那里抽搐。

很遗憾，免疫系统乃至整个宇宙都不是为了让玩智能手机的巨猿能轻松理解而生的，有时候深入学习很困难，哪怕是学习很重要的主题。你并不需要记住读过的所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