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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的破败之相也道尽了这座城市的面部表情：受尽折磨、垂头丧气、孤独到有点绝望，有时痛苦不堪，有时愤世嫉俗。让人惊讶的是，身处如此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居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尊严，还可以这样谦恭有礼。这也是好事，因为谦恭可以弥补他们在另一方面的不足——饥饿让他们变得因无时无刻不想谈论食物而招人嫌恶；贫穷让他们看上去贪得无厌；物资匮乏使他们显得物欲横流；而经济政策则将他们变成宗教狂热分子。

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

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的好处就是可以找到新的渠道，来接触许多官方禁止的出版物。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掲露他们的丑行。

我们经过彼尔姆，在1100英里（1770千米）处跨越东西界标，然后驶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路上民居越来越小，外观也不停地变化，从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大厦，到郊区的砖瓦平房，再到木板搭建的住宅，越往前走房子越简陋，直到出现用半圆木做成的屋舍，再偏远一点，就只有一根根整木堆砌起来的小屋，墙体的缝隙用草皮堵住。只要走上50或100英里（80或160千米），你就能了解苏联建筑的全部历史。

我凍僵在座位上讀《當代英雄》，戴著厚手套的手僵硬得無法運作，只好用鼻子翻頁。（旁邊的中國乘客可能會想：原來他們的長鼻子還有這個用途！）雖然這本書不厚，可是奇怪的是，我一直看不完；我好幾次從頭開始重新閱讀。

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粒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但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她们的动作表情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敦伦郊区之所以让人沮丧，并不是因为看上去脏乱不堪，而是它们永远一成不变。

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国家从不去教堂，到了中国却喜欢往教堂跑，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实在让人气愤。所以我在中国不进教堂，但有时如果看见草地上有只鸟，我会跪下来，惊奇地望着它在那里抽搐。

她有点茫然，心情如何也不怎么明确，既没有什么憎恶，也没有什么反感，欲念这时无疑已在。对此她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要求她来，她同意了。到这里来，不得体，已经来了，也是势所必然。她微微感到有点害怕。事实上这一切似乎不仅与她期望的相一致，而且恰恰同她的处境势必发生的情势也相对应。她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颤抖着。起初他注意看着她，好像在等她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