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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多中国和外国观察家已告诉他们，不允许思想自由市场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场，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就不可能调动经济上的主动性。

毛泽东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主义、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他们并非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因为心里有根指南针——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历过的。

人民群众虽然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任，但最终却必须接受并信服这样的观念：即如果放任自流，他们的思想是无法升华成理论体系的。他在1942年2月1日的演讲中批评“某些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么忘记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自延安时代起，毛泽东就在两者之间变化不定。然而，至少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把集中力道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

虎啸山林百兽惊旷野独行月色昏饥寒刺骨雄心老绝不摇尾媚他人

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

但是，在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们攻击华国锋，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很显然，他们已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尾声，他们自1967年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

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指出：“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