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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筛选初创企业时，往往缺乏数据，很难判断哪些项目容易成功，因此，投资者往往倾向于投资自己认识的人，也就是那些与他们同校或参加同一些活动的男人。

在社会与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中，教育最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教育能让女孩减少婚前性行为，降低早婚比率，延迟首次生育时间，帮助女性自主规划子女数量和生育时间。

羞耻感是女性健康面临的最大障碍，有时消除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开与他对抗。

不平等关系的一大标志，就是一方包揽所有重要有趣的工作，强迫另一方承担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琐事。

为什么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女生少于男生？从社会原因分析，社会为女性安排的角色，往往无需教育就能胜任。

在不同的文化中，反对避孕都同样暗含对女性的敌意。给玛格丽特·桑格定罪的法官声称，女性“无权在明知不会怀孕的情况下实施性行为”。开玩笑吗？凭什么呢？这名法官判桑格在感化院劳动三十天。他传达的正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观念，即对女性而言，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德的。在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Comstock）的推动下，美国法律规定，女性为避免怀孕而采取节育措施属非法行为。

苏珊福勒（SusanFowler）2016年加入优步（Uber）时，她的顶头上司给她发了好几条消息，劝她跟自己上床。她一看到这些消息就知道，这人要倒霉了。她把对话截屏，上报人力部门，结果发现倒霉的人是她自己。人力和管理层告诉她，此人“工作表现突出”，况又是初犯（实际上并不是），因此，苏有两个选择：要么换组；要么继续留下，从她举报的人那里得到一份极差的工作评价。

如果一个社群不允许女性享有婚姻自由，而是把女性作为商品分配给男性，剥夺她发展潜能的权利，强迫她终身无偿为他人提供家政服务，那它就违背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只要这样的社群中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替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女孩们说话，那他们就有资格加入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这就是我支持那些陌生社群改变自身文化的理由，即使他们与我相距遥远。

这些站出来发声的女性值得赞赏，值得更多女性效仿。同时，我们也必须支持蓝领女性和从事服务行业的女性。她们终日为生计疲于奔命，接触不到社交网络，侵犯她们的人也没有名气，媒体对她们的故事缺乏关注。她们应该如何回击？我们应该怎么帮助她们？每位站出来的女性都代表一场胜利，只是，有些女性至今依然沉默无声，我们必须设法与她们分享胜利的果实。

对我而言，爱意味着努力改善他人的生活，而这往往就从升对方的自尊开始。

一位来自美国南方的农村妇女写道：“我得背着两个孩子下地干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小脸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起泡……我丈夫说要让女儿们犁地，我可不想再生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也沦为奴隶。”这些女性的来信均被收入《母亲的枷锁》（MotherhoodBondage）一书。桑格在书中写道：“她们愿意向我一一一个陌生人一散开心扉，是因为她们本能地相信我可以帮助她们，而这种帮助，是她们从丈夫、教士、医生或邻居那里得不到的。”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