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过去历史及人物、事件、思想的分析,转化为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这使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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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绘画的方法,一般都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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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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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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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将历史当作文学,只是说,当历史的写法发生变化时,描述的过去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点看,叙述、写法、文本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历史学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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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纠缠“当下”,真正影响今天生活的,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二、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宇宙和社会、人生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技术史,那后者就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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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所处在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于是真也罢,伪也罢,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这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却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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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建构”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受的、习惯的,所有常识性的、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很可能都是后来才逐渐地被确立起来,被建设起来的,它本来不应当免于“审查”的豁免权,但是当它成为“常识”的时代,大家都不审查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觉得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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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才给中国造成了极大震撼。因为他告诉中国人,第一,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这瓦解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观念。第二,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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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个人的看法,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上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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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书肆之书易得,有铜钱数百,即可得语录若干家,取视之,编类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万,欲言仁,仁之言千万,而又风气日薄,机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绝产,被以学子之服,读《四书》数页,则相逢语太极矣,自先圣所删定诗书,已有置之不读,盖无问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