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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位统治者真正想要“保持他的国家”，他必须摆脱基督教道德的要求，衷心赞同他的处境所要求的大不相同的道德。因此，要把马基雅维里与其同时代人之间的分歧说成是政治的道德观点与政治和道德分开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是不恰当的。最主要的差别倒是在于两种不同的道德之间——对于最终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所存在的两种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看法。

然而，稍微提一提在比较我的方法与研究政治思想史的较传统的方法－一比方说梅纳尔教授所用的方法－一时发现的分歧，可能还是值得的。他把这个课题主要看做所谓“经典文本”史，就马基雅维里、伊拉斯谟、莫尔、路德、加尔文等重要人物的主要著作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相比之下，我却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

任何迫切希望使他的行为被承认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行为的人将发现自己受到限制，只能采取一定范围内的行动。因此，一个希望在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同时将他正在做的事情合法化的行为者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单纯是使他的规范词汇适应他的计划这样一个属于手段性质的问题。他所面临的问题必然部分是使他的计划适应现有的规范词汇的问题。

阿奎那在《君王的统治》里一开始便明确指出，“一个政权除非是为人民的共同幸福而建立，否则不能被认为是正义和公正的”。雷米焦设法玩弄了一种几乎让人无法察觉的蒙蔽手法，将这种理论变成了要求人们效忠城市的狂热需求，因为他认为“为城市的幸福”而行事的概念与“为社会成员的幸福”而行事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Ofcourse,Eugenia’stemptationto‘surrendertotheinertia’ofnaturalflowsisinseparablefromherhystericalresistancetoit;thistensionisattheheartofallofTarkovsky’scharactersandevenhisc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