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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川彰先生一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与“律”上，对初期佛教较熟悉，而成果也都集中在法义和戒律的探究上。他对中后期的印度佛教比较不熟，加上七〇年代时，后期大乘、密教与藏传资料的研究不多，所以本书在这方面较少个人的创见。

在往生净土上，并不要求严厉的修行，只是要求信（śraddhā）如来的本愿，唱佛之名号（nāmadheya）而已。因此即使是无力守戒律、修禅定的怯劣菩萨，依赖阿弥陀佛的本愿，也能迅速进入不退转位，这是阿弥陀佛的信仰被称作「易行道」的理由。

因爲傳說佛陀是在禪定中開悟的，要加以說明佛陀悟道的智慧是在怎樣的心理狀態中實現的；關於這點，也有說佛陀是在四禪三明中语道的，亦即佛陀是在四禪中得悟，但僅是「四禪」本身並不是悟道。禪(dhyana,jhana)是觀行的一種，坐禪有如俗稱的安樂法門，是以結鉫趺坐而使身體安樂以修觀行的方法。精神統一，而由初禪依序深入到二禪丶三禪、四禪。禪譯作「靜慮」，即是使心寂靜。

鬱陀迦已達到「非想非非想處定」之禪定，這是比無所有處定更微妙的禪定境界。進入如此微妙的禪定，心就完全寂靜，感覺到心宛如與「不動的眞理」合一似的；但是一從禪定出來，便又回到日常的動搖不停的心，所以這只是以禪定而心寂靜，並不能說已得眞理。禪定是心理上的心的鍛鍊，但是眞理卻是合理性的，是以智慧而得到的，因此釋迦認爲只依他們的修定主義方法，並不能解脫生死之苦，所以就離開他們。

另在佛典中，将当时的世界观整理为3种，即把一切看作是依神意而动的自在神化作说（Issaranimmāna-vāda，尊祐造说）、一切皆是依过去业而被决定的宿命论（Pubbekatahetu，宿作因说），与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偶然论（Ahetu,Apaccaya，无因无缘论）。佛陀喝斥这3种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及努力成果的见解。佛陀所说的缘起的立场，是超越了这3种立场的。

相對於婆羅門修行者，這時代出現了全新形式的宗教修行者，即所謂的沙門，意思是「努力的人」,是在古奧義書中未曾出現的新宗教族群。他們捨家而行乞食生活，直接進入遊行期，而且在青年時代起就嚴守禁欲的生活，進入森林從事瑜伽(yoga)修行，或委身於嚴厲的苦行，想由此體會人生的眞理，獲得不死。

波羅蜜的修行是不求自利，一向盡力利他的立場，也不圖成佛，是無盡的修行，所以要開始這個修行，需要有誓死不變的決心。將菩薩的這個決心，以披鎧甲上戰場的戰士來比喻，表現成“披弘誓之大鎧”（mahasamnahasamnaddha）。菩薩引導無量無數的眾生於涅槃，但是以為受引導到涅槃的人並不存在，能引導的人不存在，稱呼這樣的努力精進為弘誓之大鎧（大誓莊嚴、摩訶僧那僧涅）。大乘菩薩的修行，以如上的立場來實踐。

依《经集》的《彼岸道品》（Pārāyana-vagga）的《序偈》，住在德干高原的哥达维利（Godhāvarī）河上游的婆罗门跋婆犁（Bāvarī），听到佛陀的名声后，为了闻法而派遣16位弟子。16位弟子由哥达维利河上游的波提塔那（Patiṭṭhāna，Paithan）经由南路，也就是由郁禅尼经过卑提写、憍赏弥、沙祇等而到舍卫城。然后这16位婆罗门童子向佛发问，佛陀予以回答的内容即成为《彼岸道品》而流传下来。

在大乘经典里屡屡出现“后五百岁正法灭时”之语；这“后五百岁”是相对于前五百岁之意。《律藏》的《比丘尼犍度》说，释迦的正法应持续一千年，但因为允许女性出家，正法减为五百年，似认为因此前五百年正法兴盛，而在后五百年正法就灭了。因此大乘经典认为在此正法灭尽之时，正是非保护佛法不可，而宣说于后五百岁正法之护持。但是这一词在大乘经典中，则理解成大乘经典的出现是在佛灭五百年后。

彌勒的著作，在中國說是彌勒的「五論之頌」; 如下所示：《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乘莊嚴經論頌》、《辨中邊論》（中邊分別論頌），《金剛般若經論頌》。

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