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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

一名囚犯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探视丈夫。见面时，她让女儿“去吻爸爸”。小姑娘跑到看守跟前吻了看守的脖子。

不过，在当代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认为历史是一种责任或义务，它根本不是。历史是一场应该忘掉的噩梦，或者是一种应当无视的流言。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静候着下一代人。

我们队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

某些种族的人比其他种族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而且，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也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破坏和消灭的“敌人”和“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法官：你的职业是什么？布罗茨基：我是一个诗人。法官：谁承认你是诗人？谁给你权力把自己称为诗人的？布罗茨基：没有人。谁给我权力作为人类一员的？法官：你为此进行过学习吗？布罗茨基：为了什么？法官：为了成为一个诗人。你为什么不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培养你，你可以在那里学习。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诗歌是个学习的问题。法官：那它是个什么问题？布罗茨基：我认为它是……来自上帝的一份礼物。

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以前，革命领袖列宁就已要求把＂不可靠分子＂监禁在主要城镇之外的集中营里。一批贵族、商人以及另外一些被定性为潜在“敌人”的人遭到正式监禁。到了一九二一年，已有八十四座集中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大部分用于“改造”这些主要的人民之敌。

如果我们忘掉古拉格的话，那么，迟早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同样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

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图案表示反感。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气氛中，列宁最初对数千人——仅仅因为他们以前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贵族头衔——的监禁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或出格。

男人生来就会撒谎，而女人生来就会轻信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