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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的母亲走出家门，走从事全职工作，如果多数夫妻无法负担家政服务的开支，那么父亲们对家庭的投入是否更多了呢？——alexanderszalai发现，职业女性从事家务劳动3h/day，职业男性17min/day；职业女性单独陪孩子亚历山大50min/day，男性12min/day。职业男性比女性每天多看1小时电视，多睡半小时。14

女性“上”嫁（marryup）和男性“下”娶（marrydown）的婚配模式，被社会学家杰茜·伯纳德（JessieBernard）称作“婚姻梯度”。这种婚配模式的结果造成了两类难以成婚的人群——教育程度高、职业成就高的女性，以及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男性。

不同于芭芭拉祖母的年代，芭芭拉和约翰所生活的时代对婚姻的要求和期望大大提升，但对婚姻的支持却急剧下降对于现代婚姻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减少要求的同时增加支持。与此同时，我也问芭芭拉，对于年轻夫妻们，她有什么建议。作为一个曾在婚姻破裂边缘折返的过来人，她动情地说：“找一个好的婚姻咨询师，好好努力。”

许多夫妻间爆发的争吵，正是源于“变得更快”的女性和“变得较慢”的男性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女性大量进入经济生产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但一种能够对这一过程起润滑作用的、对婚姻和工作增进的文化理解并没有应运而生。女性在变化，但大多数工作场所并不考虑员工的家庭需求。在家里，大多数男性也尚未真正地做出调整去适应女性的变化。女性的变化与其他领域变革的缺席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我称之为停滞的革命。

在当今美国，如果说双薪家庭承受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加速运转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么职场母亲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事实上，大多数充分分担了对子女的情感责任和身体照料，并承担了一半家务的职场父亲，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只要这些“女人的活儿”仍在社会上被贬低，只要它仍被界定为女人的活儿，只要它仍被附加在常规的工作日之内，分担这些事务的男性很可能也会像咖啡杯上的妈妈一样，嘴歪歪扭扭、头发凌乱。新好男人的形象就像超级妈妈的形象一样：掩盖了其中巨大的压力。

尽管他们感到彼此平等，但第二轮班的负担还是主要落在了卡萝身上。正是一个在他们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之外的社会体系——对两性间不平等的更大社会支持，间接地维持着“他”和“她”之间不平等的家务分配。

比起男性和女性领域的文化信念，更关键的是夫妻们对于两性权力的恰当尺度的观念。文化转变背后的政治斗争，而非永恒不变的钱袋逻辑，似乎决定了男性在家里分担家务的程度。

正如我在研究中不断听到职业女性说，“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妻子”，但是也许他们需要的不是妻子，也许他们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进行了重新设置的职业，以适合承担家庭照料的劳动者。

像阿特·温菲尔德和迈克尔·舍曼那样的男性似乎有两个共同特点：他们反抗缺席的或自我中心的父亲；与此同时，他们有足够的男性认同，可以很有安全感地去体恤母亲，而不必担心变得“太女性化”。

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