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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吟唱诗人到现代新闻记者，人类就一直沉迷于讲故事。罗兰·巴特认为叙事是普遍的，芭芭拉·查米阿乌斯卡观察到访谈对象宁愿讲故事而不愿回答问题（注：参见知乎）。管理者、记者和学者创作并分享经验故事和模型，用于描述、解释并改进组织生活，并且用于营造聪明睿智的名声（注：这里体现了马奇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学者、记者、管理顾问和组织参与者都是故事讲述者和模型建造者，怀着同样的目的、使用同样的技巧、出现同样的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看来对人类行为的刻画带有浓厚的计算机主义色彩和结果主义色彩，因为他们大多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尤其是经济学。

人的行为不是基于预期的结果，而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感——作为个人和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和自我感，特别是人类制度所倡导的责任和自我感。

堂吉诃德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在不被辜负的时候去信任，只在有所回报的时候去爱，只在学有所用的时候去学习，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为人的本质特征——愿意在自我概念的名义下行动，不管结果如何。

如果绩效是方案潜力与操作者胜任力相互结合的产物，而胜任力是经验的函数，那么组织容易陷入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叫做失败陷阱，发生在探索驱动利用的情景之下。缺乏经验导致失败，失败导致改变方案，改变方案导致又一次失败，这样就陷入失败与尝试新方案的无尽循环中。组织未能获得足够的经验，任何事情都不能胜任。

经济学（类推到心理学）都是关于人们如何选择的，社会学（类推到人类学，政治学）都是关于人们如何没有任何选择可做的。组织决策学者则乐于采用一种折中的做法，试着把决策理解成冲突和意识的工具，并且试着把冲突和意识理解成镶嵌在社会关系，规则，规范和约束条件之中。他们集中关注决策过程，试着在确定决策是如何展开的同时把决策过程理解成一种社会剧，把决策场理解成故事制造厂。

组织适应过程具有隐性的短视（只顾短期不顾长期、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组织学习和组织竞择的主要机制都具有短视性。适应过程偏袒短期获得收益、长期付出成本，以及局部获得收益、整体付出成本的方案；怠慢短期付出成本、长期获得收益，以及局部付出成本、整体获得收益的方案。

詹姆斯・杜森贝利（ James Duesenberry）曾经说过一句话，绝妙睿智，在业界广为流传。他说：“经济学（类推到心理学）都是关于人们如何作选择的，社会学（类推到人类学、政治学）都是关于人们如何没有任何选择可做的”。

人类存储、回忆历史的能力有限，对服务于当前信念和欲望的重构记忆敏感。人类的分析能力有限，对加诸经验之上的框架敏感。人类固守成见， 对支持先入之见的证据不如对反对先入之见的证据挑剔。人类既歪曲观察又歪曲信念，以提高两者的一致度。人类偏爱简单的因果关系，认为原因必定在结果附近、大果必定有大因。与比较复杂的分析相比，人类更喜欢设计有限信息和简单计算的启发式。

高等教育是远见卓识，不是精打细算；是承诺，不是选择；学生不是顾客，是侍僧；教学不是工作，是圣事；研究不是投资，是见证。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