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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是史，但诗中有史，它往往比其他文字资料更真切地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态。

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革命掀揭屋顶而挖开的一个窗洞，但在客观上却成为时势假手不愿改革者而实现的改革。历史常常会使动机与效果大相异趣，对于一个没落的阶级尤其如此。

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乾隆:与之相伴的愈多天朝尊严的虚假意识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达衷集》一书收录了18世纪后期英国大班波朗递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说明：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

即使如此，资产阶级在其短短的一生中还为中国留下了一点积极的东西。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嚎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着一群团民径直向我们连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尸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夷务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是经世之学在近代演变的特点，是近代经世之学与传统经世之学的不同之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夷务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同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两者都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不抓住经世之学的近代特点，就会流于泛泛而谈。

清末立制而不易旧人，由曾与改革为敌的人物来推行新政，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它的结果不仅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而且限制了新政的历史展开。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价值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之相适应，否则绝不可能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也就不可避免。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孔子；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究其实质，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的。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的。

比之布新，除旧更难。因为它会打破大大小小的旧饭碗，从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招来。利益是没有理性的，但它与历史的惰性合流之后，又会成为护旧的力量。

钱穆说：布衣可以为公卿，公卿亦可以为布衣。后一句话其实并不可信。官僚政治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保留了后者的一部分变形物。布衣一旦做了公卿，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力已经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于是而有地方上的豪绅和望族。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