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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个侏儒。他就像是每个人的小我，每个人浓缩了的本质，在我们的体内尖叫着想出来，他最能说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我为什么总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拍电影，这问题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健康的想象力需要空间。[...]对于伯格曼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似乎是某张人脸，而且通常还都是女性的面孔。而对我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就是一片自然景观，不管那是真实的、想象的抑或是幻觉中的。

只要你拍电影，你就一定得是个运动员，区别只在于程度高下。电影并非出自抽象的学术思考，电影来自膝盖和大腿，来自时刻准备着要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拍过电影的人都懂这道理。我一直都很看重自身与工具之间那种肉体上的联系。从在现场操作摄影机，一直到把我电影的胶片——每盒胶片可能都要重达二十公斤——从车上拿下来，搬进放映间。感受一下这样的重量，这种实打实的感觉，然后再卸下这份重担。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彻底放松的感觉。

我曾经认真考虑过向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申请参加某次太空任务......基本上他们派到那儿的都是些没什么灵感的技术人员，无法好好利用月球旅行的拍摄潜能......太空旅行是我未竟的事业。

在米开朗琪罗之前，所有雕刻家都只把自己看作石匠，没人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有一次，佛罗伦萨下了大雪，美第奇家族中某位极其愚蠢的成员要求米开朗琪罗在他们别墅的院子里堆个雪人出来。米开朗琪罗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走到室外，完成了任务。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百无禁忌。

悲情（pathos）早就存在着，一直都有，但米开朗琪罗是将它真正表现出来的第一人。从此之后，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终于能够达到那种深度了。

有时候，你明明觉得自己看懂了什么，明明觉得自己已抓住了这画面的真相，结果它反而变得愈发的不可知——不管你离它多近，看得多用力，全都无济于事。对于真相的刻画或描述，永远都不存在一锤定音的情况，但对于答案的求索，让我们的存在有了意义。

我真诚地相信在我电影里的画面也是你们每个人的画面。它以某种方式深藏在你的潜意识中，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们蛰伏着，就像是睡着了的朋友。观看电影时它们被唤醒了，就像是我在向你介绍一个素未谋面的亲兄弟。

命运对你不算眷顾，但这不是你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也不表示我就必须要善待你。

每个镜头拍完，照理我们都要录一分钟的环境声。不同的内景和外景，都有它自己的氛围，哪怕都是寂静无声，其实也静得各有不同。为了剪辑时能够接戏，每个镜头拍完后继续录一段声音，会大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