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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隐瞒只会带来害处。人必须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与事实真相隔绝的人。

刑事法庭同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或者在猎场上一样，英国人喜欢让猎物有逃命的机会。

你是否曾经考虑过，谋杀的原因几乎总是要靠研究被害人才能得知呢？

唉，别人的劝阻很难管用的。当一个人决心已定的时候，让他回心转意可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乎过其他人怎么想。如果你在乎过，你也许会比现在更幸福。

一时冲动铸成的大错阻止了她一生中再有此类的行为。她时时监视着自己，总担心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她有自己的防范措施。其中的一条就是滥用语言。她觉得（我认为，从心理学上讲是有道理的），要是她的语言足够激烈了她就不会有过激的行动。从实践中她总结出的这个方法十分奏效。

她说起“男人们”就像一个富有的资本家说“布尔什维克”——像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说“资产阶级”——像一个家庭主妇说“蟑螂”。

是的，这就是生命力。她似乎是个青春、活力的象征。浑身洋溢着耀眼的活力。那张脸上，那双眼睛里……　　如此充满活力！如此动人的青春！这，就是当时艾米亚斯.克雷尔眼中的埃尔莎.格里尔，就是她使他无视温柔的妻子。埃尔莎就是生命。埃尔莎就是青春。　　“一般人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年轻’。指的是无邪，动人，又无助。而青春不是那样的！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了力量的——是的，而且残酷！还有——青春是脆弱的。”

然后她耸了耸肩膀，“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话而且不管怎么说，那时候我心里想的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只是心里明白而已，还没有仔细思考过，当然更是从没想过要如何把它们用语言表述出来。她望向波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用力地点点头。“我完全能理解，而且我明白你所说的话绝对是正确的。对有些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意见一致实在是太单调乏味了，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分歧和争论的刺激，来创造那种戏剧化的感觉。”

波罗迅速看了他一眼，知道他这种辛酸的口气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个性而觉得不满。他也承认麦瑞迪说得没错，麦瑞迪不是个有力量说服人的人，他的善意只会被人撂在一边，没有丝毫分量。基本上说来，他是个没用的人。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