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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假装有神附体的义和团，刘孟扬记载说，1900年6月天津盛传关帝在为义和团助战，于是就有许多义和团自称关帝附了体:“有大觉庵地方拳匪某甲，与某处拳匪某乙，因此争执，各不相下。甲谓乙曰，汝系冒充关公;乙谓甲曰，汝系冒充关公。相争不能决，乃求断于某匪首，某匪首曰，吾乃是真关公附体，汝等狼崽子，胆敢冒名欺人，该杀！乃挥刀作斩首状，甲乙乃不复辩。”

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瞿秋白才在同一篇文章中既称赞了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又谴责了他们的缺点：由于阶级意识不强，也由于极端狭隘的民族之主义，他们与敌人（清王朝）妥协了。此点符合这一时期共产党文论中对待义和团的一个普遍倾向：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义和团；当讨论的问题与共产党后来所说的“封建主义”有关时，就指斥义和团。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和早期的陈独秀）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遇到麻烦的主要根源不是西方帝国主义，而是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长着白色络腮胡子、负责西什库教堂防务的樊国梁主教被演绎为活了200岁的“鬼王”，他能谋善卜，运筹帷幄，在额头涂抹女子经血而使自己刀枪不入，完全控制了其他“鬼卒”。

导致义和团运动在1899年冬以后快速蔓延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义和团运动本身。事实上，一旦义和团的人数、所处的地域和采取的行动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一个团运动就更容易快速蔓延开来。

义和团起义的历史意义在当时是不明确的，只能由知道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事态发展的历史学家或其他人进行总结和阐释。

我以前一直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我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但是关于解释历史的过程和牵扯的种种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比以前复杂得多。我现在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芮玛丽“

就最具体的层面而言，无论义和团被视为事件、经历还是神话，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的特点一样，具有广泛的再生性，从而使义和团（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完全能够被用于解说性的目的。

中国和外国对义和团的神话化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迷信，野蛮残暴和落后形成了一个整体，其每个部分都对西方人珍视的世界造成了同样的威胁。但对20世纪初叶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迷信和落后的那些中国人来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仅针对西方现代文化（这是他们所向往的），而且针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厌恶的）。

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