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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工人阶级都生活在挣扎之中。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我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爱意。因此当母亲和阿嬷告诉我他“再也不想要我了”的时候，我是多么的不敢相信。他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生了两个小孩子，而我则被替代了。

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六七岁之前发生的事也能有一些印象。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我有次爬上我家小公寓的饭桌上，宣布自己就是“无敌浩克”，然后一头撞在墙上，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强大。（结果我错了。）

美国当今经济现状的一个征兆，即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我觉得不仅是美国，借外看内，学区房也是一种居住隔离的体现。经济分化导致了居住隔离、文化分歧的加剧。

我记得看过《白宫风云》（TheWestWing）中关于美国教育的一集，相信大多数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教育是通往机会大门的钥匙。在这集的剧情中，剧中的总统和别人争论自己是否应该推行教育券制度（即把教育经费发给学生，让他们可以从失败的公立学校中脱身），或者是把精力集中在拯救那些失败的学校上。

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这种现象与现代美国的经济格局格格不入。

现在，人们看到我时，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时，都会以为我是什么天才，认为只有特别出众的人才会走到我今天这一步。尽管我对这些人毫无恶意，但恕我直言，这种理论其实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么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

到了晚年，因为活动能力有限，所以阿嬷非常喜欢看电视。她喜欢不着边际的幽默和长篇的剧集，因此有很多电视节目可供她选择。但是她最喜欢的节目还是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的《黑道家族》（TheSopranos）。

一种社会科学家已经观察了数十年的现象：信仰宗教的人要快乐很多。与那些从不去教堂的人比起来，那些定期去教堂的人犯罪概率较低，身体更为健康，寿命较长，而且从大学毕业的概率也要大得多。更有甚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Gruber）发现这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不是说那些生活成功的人碰巧也喜欢去教堂，而是说教堂看起来能促进形成好的习惯。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