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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伟大的心灵都是雌雄同体的，要做一个真正完整、有学识、有魄力的人。

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大脑中的男性和女性先达成某种合作。两种对立的元素必须紧密结合。作家的大脑必须完全放开，我们才能感觉到他完整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经验。大脑必须自由，必须宁静，没有一个轮子嘎吱作响，没有一星半点的光，窗帘必须拉严。

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

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年五百磅入款可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门上一把锁象征能替自己想的力量。

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教育岂不是该点明两性之间的差别而且加强它们，而不要注重两性之间的相似性吗？

去说人有了平静就该满足是没有用的：人一定要有活动，假设找不到活动，他们会设法创造出来。千百万的人是注定在比我的还静止的命运上，千百万的人都在暗暗反抗他们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在布满这世界的人群中有多少反抗在那里酝酿。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联系她们的官能，需要阵地发展她们的力量。她们因为受太严格的限制，太绝对的停滞而痛苦，就像男人会因同样情形感觉痛苦一样。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厂。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像来来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织出某些图案。大英博物馆就像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弹簧门，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顶之下；俨如一个念头，置身于宽广饱满的前额，圈住这额头的发带上还辉显着诸多显赫的姓氏。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