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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生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他为人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道光帝也特别看重他敢于闯创、敢于负责的品格。

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所承担的责任，从而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名礼教、文物制度的地位。

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我们把视野放大，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这次战争的意义。我们要从这场战争看到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历史的自我批使他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这一生世再也不陪新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