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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女性边缘化的是家庭，女性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紧密相关，女性是再生产者，所以他们作为生产者是次等的，而正因为他们是次等的生产者，所以他们被称为再生产者，如此一来，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领域之中，以及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二者共同制造了女性的双重分离区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的唯物主义分析。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非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之解放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

不管怎样，女性还是为了孩子而辞职了，然而是谁来判断定这种做法是为了孩子呢？孩子自己是无法判断的。所有有关育儿的意识形态最终都逃不过一句这都是为了孩子的陈词滥调罢了。我们不应该去追寻什么才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去思考这些人究竟希望什么是正确的。明白了这点，那么当下的这种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的育儿观，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特点就一目了然了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这种生育的控制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发达国家中并不是由于文化禁忌或者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而是由当事人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当我们看到由于自由选择的人们拒绝了结婚，控制了生育时，我们反而弄清了一直以来是怎样的文化，社会性强制力作用于结婚以及生育之上的

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也许男性会有诸如自己为心爱的妻儿辛辛苦苦赚钱之类的借口，但是，第一，女性以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支付实物费用（劳力和时间），而并非支付货币费用及金钱，并且，如果将这种实物费用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实际上将超过了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第二，女性为了负担上述实物费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货币收入（误工费），即便之后再就业，那段离职时期将会成为不利条件，使其终身背负无法挽回的差距。

所谓赡养年迈父母的再生产劳动，其实是最早由家庭领域向公共领域转移的一种劳动，照顾父母辈是子女辈的责任，而这种日本所谓的常识，在欧美各国是行不通的，三世同堂这一剂良药，本来就是极富日本特点和缺陷的。在危机论的各种说法之中，保卫家庭论显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一致，即二者根本不想将再生产劳动从家庭中转移出去.

长期以来，男性都在与资本对抗和斗争，而女性明白了自己要为追求什么而斗争。——第十三章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