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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黢黢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我们一直依偎它、吸吮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荣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些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我很难过，心想，这家博物馆究竟收藏了些什么？分明是一屋的空缺，一屋的悲怆，一屋的遗忘。

现代有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的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几乎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伸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

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肌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也缺少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这些城堡虽然给祖先带来痛苦，现在既然狰狞不在，那就让它成为景观，不拆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乍，也不借着它们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只在海边钓鱼、闲坐、看海。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为悠闲。悠闲是痛苦的补偿，痛苦是悠闲的衬垫……闲散之中埋藏着一种无需攀比他人的自重。

有些宗教还滋生出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使大量的人群只考虑生前和死后的事，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糊涂，不忍卒睹。

自嘲身为大河文化的子民，平日不太爱惜，爱惜那清晨迷蒙于江面的浓雾，爱惜那傍晚摇曳于秋风的芦苇。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清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